经学史杂说 https://blog.creaders.net/u/10137/202402/482315.html 《“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 其一 v俞频的博客 2024-02-17 02:59:36 5d435a95cdc274963bb9b8de1b443a9.jpg 上世纪1905年9月科举被废除，读书人完全失去了学习《四书五经》的切生利益之后，“孔孟教宗”还有什么存在之意义？曾几何时人们开始弘扬传统文化，殊不知“学随术变”的儒教除了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笔者真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处？儒教思想无论是其周公源头，汉唐仕族“汇总的权术”，“两宋掺杂佛道思想的怪物”，和明清“越发变硬的僵尸”在当今“以中国的疆域”里还存有多少影响和传承？丧失殆尽未必不好，它将会迎来崭新的思想，因为新思想正是今天所需要的。重新研究经学并不是想“复古”，而是崭新的思想需要古典诸子学问的铺垫。 文中“以中国的疆域”这一提法，是笔者故意避开“中国”一词，因为两千多年来这个名词内涵一直在变，为解释明确暂且以康熙时代相对稳定的疆域空间来表“中国”范围，近代中国史观始终将代表政权王朝来划分历史，这是极为片面而不科学的。比如唐朝，它的强盛地域和它脆弱时相差四百万平方公里，又比如南宋大致“卷缩”在淮河以南大理以东的现在江南地区，五世九帝统治的疆域才二百万平方公里，其它约八百万平方公里上发生了什么？后人一无所知。同样南宋朝廷上下在推崇“三纲五常”时，其他八百万平方公里的人亦一无所知。这是“以中国的疆域”范畴下的真实历史。于是乎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今天所谓的中国历史，本意上或许只能称“中国汉族史”，它远小于“以中国的疆域”的完整总历史，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华夏文明”的内涵也就是“华夏汉文明”。要知道汉族人在“五胡乱华”后他们是在以郑州为圆心，以到济南为半径的圆圈里活动。我们必须要在上述的概念下谈论“书经道统”。 盛唐李世民推行《五经正义》，将颜回立为继承孔子道的传人，很大原因是颜回对孔子唯命是从，“紧跟领导”。这迎合李世民希望手下大臣的态度。韩愈的登场改变了现状，我们认识韩愈一般停留在他的文学面，其实在古代思想史上韩愈的影响不可估量，历年科举进士首先就是《经学》的功力。韩愈质疑颜回，他认为孟子才是真正接受孔子道统的人物，目前我们能读到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这个观点，比如《原道》，《读荀》，《与孟尚书书》：“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按照韩愈的分析，将孟比作禹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学说非常清晰，“尊孟子、树道统、排佛老”，而这不是他另辟新径，而是取之《孟子》，称“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发愿以己身接续孟子，延续中断千年之久的正统儒家之血脉，“道统”之说遂具雏形。韩愈之所以主张“尊孟子，树道统”的外部环境就是中唐时期一大社会风气就是崇尚佛教，佛教东汉时期传入魏晋时期发展，到隋唐更是到达鼎盛，唐朝多代皇帝崇佛，自然对佛教实行宽松政策，结果僧尼数量大增，寺院经济大大削弱了王朝财政。而道教在唐朝也备受重视，与皇权相结合成为特有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势，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社会积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训诂之学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学衰微。这种情形是以儒学正宗自命的韩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终生以“排佛老”为志业。由于韩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自中唐至两宋，延续了一条“升格”的进程，特别在二程、朱熹那里，孟学备受关注，成为理学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内核，《孟子》也由子书升格为“经”。从这个角度看，说韩愈影响了宋学自无不可，事实上，韩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视荀子为“大醇”之儒，称其“与孔子异者鲜矣”，又称孟、荀同样“优入圣域”，亦贬亦赞，绝不是将荀学看得一无是处。从精神气质上讲，韩愈所求的是“善治”，关注的是政治现实，秉承的是汉唐儒家的风尚，本质上与荀学特征更相一致。所谓“举孟旗、行荀学”之说，放在韩愈身上似乎最为合适。民国陈寅恪先生说过：“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同样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有这两位先生评判当不会错。 从唐太宗组织人编纂《五经正义》后，对于《五经》的唐代诠释，就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特别是“明经科”，随着历史的演变，“进士科”在人气上彻底代替了“明经科”，有一个“人为”原因不容易被后人发觉，即唐朝有个奇怪的规定，经书不是按照内容来考量编撰，而是按照它的字数多少来规定分法，篇幅的大小反而和难易挂上钩，比如《诗经》容易背诵，像《仪礼》这样的经典背起来很吃力，因此大家都捡容易得去做，在容易和深奥之间选择字数少的去学，于是乎有些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理解的学子越来越少。安史之乱前后，朝廷规定的“九经”念得人也少了，因为主要念《九经》的是“明经科”学子，也就是在经典本身中间加以区隔以后，导致了《五经正义》很少有人全面地加以诠释研究，于是乎一个经学更新运动已经水到渠成。而这一运动的起点就是“怀疑”。武则天时代有些进士们在那里怀疑《五经正义》诠释之合理性，比如当时有一个叫王玄感，他写了三部书质疑孔颖达等人关于《春秋》《尚书》的解释，支持王玄感有一位后来在史学史上名声很大的刘知己，即《史通》的作者，《史通》里《疑古》《惑经》，这两篇不是否定全部经典，但刘知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已印证在公元七世纪前后，对经典的怀疑已成气候。 2013090769992105.jpg 同时怀疑经典和当时唐朝官方规定的“孔子颜回”的传承关系很密切，上文提到的韩愈《原道》明确阐述了儒家“道统”：从尧舜开始然后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再有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孟子死了这个“道统”就终结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接受韩愈“尊孟”主张的人越来越多。 民国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将其称为“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在学术讨论中不是个孤立问题，因为经学本身是中世纪统治学说，它的形态变异就是所谓的“学随术变”，那么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它的变异方向很难确定，从中唐到晚唐，尤其经过五代十国大混乱，除了五代十国外边疆还有各个“部落联盟”即边疆民族国家的雏形，其状况我们研究得甚少，当一个相对安定的北宋出现后，其实北宋都城是今天开封的“汴京”，北宋势力从来没有触摸到今天的北京和北方各地。后来的南宋除了皇帝姓赵外，其实是一个新王朝，都城建在今天杭州的“临安”，它的统治范围还要小，起先还占领淮河流域，后来斗不过金朝只能守长江。经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后人推崇之极的朱熹，他一辈子的活动范围只在现在的福建和浙江，他去过江西做了一任官，回过故乡皖南，好像到过一次湖南，笔者估计他长江都没看到过，一个人的眼界和其经历会影响到他思维和认知，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如果阅读《朱子语类》，即他和他学生的谈话录后，不难发现朱熹的眼界非常狭小，他的认识片面性很重，后来王守仁对朱熹理学“大倒胃口”是情理之中的，两宋承载“经学”和道统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下展开的。 < 待 续 > 《“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 其二 2024-02-22 02:56:37 b7e7e81284b99420fc98e0b4d955a31.jpg 先选王安石一首诗《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的魂魄已无法招，可是每读到经典却能再现圣人的风骨。可见孟子在介甫心中的地位，他是在官场滚打的老手但“明月何时照我还”之情怀不输任何诗人。后人对王安石不陌生，官方教科书上把他写作“十一世纪中国改革家”，或许在其之前也就是商鞅了。王安石的改革意义何在？至今大陆学界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把他贬得很低也有人捧得过高，笔者认为在政治上应该如何评论姑且搁置，而王安石是中国统治学说的一位重要改革者却被后人忽视了，王安石始终懂得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他最先向“太学”动刀，他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已腐败不堪，太学只能培养出一帮无用的“学究”，所谓“学究”就是除了书本以外一无所知。所以王安石主张教育改革，即培养“学究”的学府变成培养秀才学府，这里的秀才不是明清时期等级稍低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实际治理能力的官僚对象。 为了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的教育改革措施是：第一改革教育体制，将太学分成高中低三个等次，最高等次是“上舍”，相当于今天的博士生，朝廷需要的话可立即为官，他认为这样的措施会改变文官的素质。第二他改革教科书体系，他和他的助手吕惠卿和儿子王雱三人重新注释了几部经典，《诗经》《尚书》和王安石特别推崇的《周礼》。王安石的改革首先希望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即“富国”，然后“强兵”，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抵御北方的辽朝和契丹人，当然还有正在崛起的西夏，这些北方势力是直接威胁宋朝的现实问题。王安石最重视《周礼》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周礼》有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有“理财”的办法，这是王安石重编教科书都起名“新义”，“新义”显然是针对于《五经正义》，所以《诗经》的“新义”由他的儿子王雱编著，《尚书》的“新义”由助手吕惠卿编著，他自己编著《周礼》“新义”叫做《周官新义》，这三部《新义》在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求宋神宗把它颁发到太学里作为教科书，既然太学教科书改了，以下各个私塾都依次改变，这就是著名的《三经新义》。 第三，王安石改变了谁是传道者形象，他让韩愈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在历史上颜回是以听话出名，《庄子 外篇 田子方》里形容颜回对孔子的态度一怔见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 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这里“趋”就是小跑。颜回经常紧跟孔子，还学孔子大摇大摆走路的样子，有次孔子忽然遇到前面有一个谁必须赶上行礼，，颜回也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可是“夫子奔逸绝尘，而回也瞠目其后矣。”在王安石眼里，“尊颜”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后人以颜回为榜样，做官后对朝廷唯命是从。王安石推崇孟子有自己的思想，《孟子》说：如果说是有一个道，传承下来周期大约是五百年，周公传给孔子正好五百年，也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当时形势看，孔子到孟子应该要出现一个大人物来帮助新的君主来治国平天下，孟子认为：如果上天不想改变那就也罢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就从这一点历代君王都不喜欢孟子，认为孟子的言行就是想当君王的老师。而王安石为年轻学子们树立了孟子为榜样，要他们做人做事有所担当。在他担任宰相时期将孟子牌位供进了太学，要求学子们日常对孟子行礼。笔者认为王安石终结了中世纪的“周孔之道”，也终结了唐朝的“孔颜之道”，真正开启了“尊孟”。儒学的“孔孟之道”发于韩愈，成于王安石，而这一基本的道统演变，当今许多所谓的学者还含糊不清，口若悬河般大谈所谓的“国学”，实歪曲历史误人子弟。 “尊孟”在王安石时代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资治通鉴》编撰者，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笔者对司马光的个人品格很尊重，他为人正派，生活严肃为官廉洁，学问非常好，《资治通鉴》就是不朽之作。司马光写有一本《疑孟》是为王安石“尊孟”主张量身定制的， 《疑孟》现存十来篇，每篇几百字不等，司马光陆续写了三四年，语言虽然有着士大夫惯有的委婉，但也不乏“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这样的话，直言孟子主张为了混口饭吃而做官出仕，认定孟子性善论说错了，还质疑孟子有些话不但不能劝谏君王，反而会被拿来作为篡逆的理论根据。以司马光的文风习惯，这已经是在吊打孟子。司马光对孟子的态度，不止于此书，他的散文名篇《独乐园记》，一开始就跟孟子划清了界限： 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 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在旁人眼中，自然也算王公大人，但他将花园取名独乐园，仅仅只在孟子那里借了个名字，实际上表达的，是和孟子截然不同的快乐观。司马光就是这样开心也不合孟子开心到一块去。北宋还有一位李觏也是“批孟”急先锋，民间传有一个不可考证的故事：宋仁宗年间选拔人才，题目出自《孟子》，自认学问很好的李觏不会做，他气愤之极道：“我平生无书不读，就是不喜欢孟子，这道题肯定出自《孟子》。”李觏屡试不中，范仲淹帮忙推荐才当上国子监老师，范仲淹在推荐信里称赞李觏有孟轲、扬雄之风，李觏看在俸禄之面只能闭上嘴乖乖上任。而当司马光着手废除王安石新法时，《孟子》早已被编入科举教科书深入人心，《疑孟》在“尊孟”的洪流之下黯然失色，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和古人动气最后自己都成了古人，王羲之说得好：“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 a0af2258fddb49c0ab5e4d3c1d3c1655.jpeg 但是司马光《疑孟》也不是为了捍卫“汉唐经学”，司马光对儒学有自己的观点，他是北宋最早提倡《大学》成为经典的先驱之一，《大学》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从来没人重视过将它单独提出来，而《中庸》在梁武帝时代已经被重视，历史人物看似矛盾，其实是后人了解不够。司马光在“经学”上可以反对王安石的“道”学，反对众人盲目追随王安石“尊孟”，可是他在怀疑的基础上也不是像被描述的那样保守死旧，他推重《大学》可见他“慧眼”不低。 王安石在朝主持变法时，朝廷就分有新党和旧党，其中有些人想跟着王安石吃改革饭，上文提到的吕惠卿便是，还有一批年轻学子和仕官拥护王安石改革也为的是做官，有个福建人叫邓绾，一直在王安石前后迎合，当他听到被骂成“投机分子”时他留下一句官场名言：“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把权力看成高于一切，损害名誉也在所不惜者今亦有人在。像邓绾，吕惠卿一流属于新党内“假改革者”。在旧党阵营里，除了一批“死旧”派，司马光属于善于取舍的反对派，这支队伍中还有两个洛阳出生的程颢和程颐俩兄弟，历史上叫做“二程”，程颢对王安石持批评的态度但还算温和，程颐态度可就极端，程颢早亡，程颐开创了一个学派，他主张的“道统”是似乎继承了韩愈的思想，程颐做过宋哲宗的老师，后以帝王之师自居，被宋哲宗惹火后将他流放到四川，这使得他们在学术和政治有了矛盾，在政治上“二程”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在思想学术上和王安石 基本一致，于是乎王安石后来变法失败导致政治上受挫，可是他在经学方面的改革，虽然《三经新义》后来也被废掉，但孟子取代颜回被学子“膜拜”已大势所趋。 eda2a99d6bef4c7190e3735876eaa674.jpeg 到北宋的晚期，一直就在争论王安石的新法该不该废？王安石的新学该不该废？当时吵得非常厉害，直到北宋“送终”的那几个人比如宋徽宗和蔡京等要说他们所谓的政治倾向还都属于王安石的新党，这是过去研究经学史或者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注意得很少。蔡京不但是倍受王安石信赖的新党派，和王安石还有亲戚关系，他的胞弟蔡卞是王的女婿，蔡京当政后还追封王安石为“舒王”。 北宋灭亡以后逃亡南方的那批官僚集团，拥立一个王子也就是宋徽宗第九子做了皇帝，此人就是宋高宗，在宋高宗统治的三十年间前期非常动荡，金朝杀烧掠夺不停，宋高宗到处逃窜狼狈至极，几年后他的势力集团在江南地区稳住了脚跟，朝野围着“靖康之耻”开始争论不休，其中当年王安石的新政和新学这老题目又被重提。历史对宋高宗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他重用了秦桧这样的人物，可是宋高宗本人也有难言之意，众所周知当时朝廷里对金朝态度有主战主和两派，宋高宗若公开主和，那么“靖康之耻”父皇兄皇的仇不报而安居享乐要被后人痛骂。若全力主战，如果岳飞抗金成功朝迎“二圣”，那宋高宗这个皇帝位置让给谁呢？他躲在秦桧后边暗地主和是不得已，后来的形势是岳飞部队直捣黄龙府，他的下场是被莫须有罪名而处死显然是高宗的本意，秦桧只是背了锅。 < 待 续 > 《“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 其三 俞频的博客 2024-03-01 02:34:44 4b88739c8d9c7f51e89562979e6c5b2.jpg 时过境迁，由程颢和程颐到朱熹的“尊孟”思想步入南宋时代，已是“黄河长江不可倒流”之趋势。但同样是“尊孟”，当年韩愈和他们不能同日而语，韩愈对《孟子》的汲取主要体现在建道统、排异端两方面，对《孟子》的其他不同理论观点则比较温和。譬如孟子主张的“性善论”韩愈就不甚赞同，而是提倡“性三品”说，关于孟子的“性善论”这里略加解释，笔者认为有别于王应麟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主张的是“人之初，性向善。” 孟子的“善”的定义用现代文讲就是：自我的道德禀赋和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它反映的是人自主、自觉的内在标准，与孟子之前表达外在标准的善显然有着根本的区别。《孟子》第六篇《孟子 告子》里，孟子和告子用水作为比喻对“人性的善”有个精彩的对话。有一天，告子问孟子：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流，在东边开个口子，水就会向东流，在西边开个口子，就会向西流。这样看来，人性就像这水一样，是不分善恶的吧。孟子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说，人性无善无恶，就像水会往东流，也会往西流一样。但孟子说，水的确没有向东或者向西之分，但是有上下之分呀，人性中的善良，就像水会往下流一样自然。孟子说，你可以用手泼水，将水引到高处，这些都是外力影响的，但水最终还是会顺流而下，这才是它的本性。但到程朱时代“性善论”的内容完全被替换成“人性本来就有善”，成为理学的思想核心。但如果人已拥有完美的“善”，还需要“克己复礼”吗？“恶”又怎么滋润出来的呢？这些程朱都在躲闪。韩愈“尊孟”意在通过孟子的几点主张为处理当下现实事务作历史参考和解决方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看《孟子》对韩愈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程朱派则不同，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其次虽然程朱从韩愈那接过了“道统”大旗，但最后排斥了韩愈。韩愈言“传道”，强调仅止于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卿、扬雄诸人皆不入门，这似乎和儒教发展的历史似不相符，后人都不大接受韩愈观点，如宋初朝野多推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为“五贤”。到了朱熹发言：接受韩愈的“止于孟子”同时，却接上“二程”。朱熹之后如黄榦则称：“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直接排除韩愈，以周敦颐直承孔孟，“道统”之说由此定格。 由韩愈时代到朱熹，儒家与佛、道二教也由相互排斥关系走向了融合互存，“排佛老”失去了时代意义。韩愈“排佛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引发了思想领域激烈的冲突，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化，矛盾烧到顶峰时曾发生过由帝王亲自发动的多次“灭佛”事件。但宋朝建立后佛教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演变，不再与儒教相龃龉，三教之间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平衡。更甚者，宋儒反倒吸纳佛、道二教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融入新儒学体系的建构中，“排佛老”则变成“融佛老”，同时儒教理学内涵也发生变化。综上可见，从表面上看韩愈开启了宋学，但实质上彼此之间存有巨大鸿沟，如果经学大致分成“汉学”和“宋学”的话，宋学里显然没有韩愈。 经学史迎来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时代。宋高宗退位由他的养子宋孝宗继位，当时金朝已经在北方站稳脚跟，它的社会结构逐步开始有汉化，政治军事力开始“钝化”。南宋在江南坐稳后，虽疆域狭小但江南粮足地肥，安居享乐不成问题，从北宋到南宋和北方各势力达成“融合”还是取决“态度”。北宋对待契丹的辽，到对待女真的金，以及南宋对待这个金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臣属关系”，两宋每年都向北方这些王朝进贡“岁币”，这在古代经济史上称作“岁币外交”，宋三百余年历史靠“岁币外交”获得了一百二十年和平，因为靠“岁币”换来的和平比靠战争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岁币外交”带来的变化就是双方尚武精神军事力量的削弱和两宋赋税爆增，如南宋一般平民税金是唐朝时的七倍，游牧民族放弃了传统的游牧跟战争掠夺，改成了坐享其成的生活模式，久而久之辽、西夏、金三国的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以至于辽打不过金，金打不过蒙古，这是后来蒙古“通吃”亚洲大陆的一个因由，而政权的变迁当然影响到思想的改变。 1551753388621232.jpg 其实从《五经正义》到《三经新义》，从“孔颜道统”到“孔孟道统”在两宋的最高朝廷上没有正式宣布过取舍。一直到宋孝宗时代出现了一本《诸儒鸣道集》，它基本说清了当时经学的各个形态，这本书是谁编撰还有待考证，学界也没有重视过这本书，从现存《诸儒鸣道集》分析，显而易见是当初那一群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或者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在学术上并不一致，有些人趋向建构一个新《四书》系统，有的人还认为可以利用《五经》再重新加以诠释，其次是对“孟子”看法，即是否承认“孔孟之道”，可以看到宋孝宗时代对《诸儒鸣道集》中新道统的传授做过规定，最明显的是朱熹对此量身定作了“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二程”，邵雍，来反驳《诸儒鸣道集》的“宋六子”说，“宋六子”相比“宋五子”多了一个司马光，但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反对“尊孟”的，《诸儒鸣道集》抬出司马光的唯一理由就是纯粹批王安石，再有“二程”的思想趋向本来就不一样，程颢是赞成把禅宗的一些东西引入所谓的“经学”里面。《诸儒鸣道集》给后人最大的得益是弥补了从《三经新义》后王安石时代到朱熹陆九渊开启的两条“大道”之间经学史阐述之空缺，其价值对于经学史研究影响深远。朱熹陆九渊的理学两条大道，笔者用禅宗思想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就是：朱熹主张的“道问学”思想类似于北派禅宗神秀法师倡导的“渐悟”法门，即“禅净双修”。而陆九渊主张的“尊德性”思想类似于南派六祖慧能创导的“顿悟”法门。至于“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出处是《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汉儒大家郑玄也有解释：“德性，谓性之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 这两条“大道”虽出自同一经典但“水火不容”，甚至争论到“鱼死网破”的境地，当时浙江有一位学者吕祖谦出面邀请朱熹和陆九渊能坐下来好好搞一次“学术研讨”，这就是著名的1175年“鹅湖之会”，据记载当时陆九渊在场口若悬河般高谈阔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即读书问道造就不了圣贤，尧舜靠得就是悟性。朱熹看来是口才不好，当场不悦，两人不欢而散。陆九渊的思想接近程颢，主张心性的修养，他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反观朱熹倒是勤勤恳恳搞出一大堆东西，首先他建立的“四书”系统，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他是正式将《大学》《中庸》和孔子的再传弟子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孔曾思孟”的“道统”。其次他把“四书”的次序做了由浅入深的调整：《大学》作为儒学的入门，《中庸》作为传心之法，而《论语》和《孟子》分别代表孔孟两位大师的言论，即按照学习次序，先《大学》，再学《论语》《孟子》最后是《中庸》。《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儒家经典，可谓朱熹之杰作，要知道清代学者们是被后人忽视而实质在汉学有独领风骚之秀，浙江萧山的毛奇龄是康熙鸿儒进士入翰林，他专编《四书改错》，为“倒朱第一人”，他曾放豪言“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这三百来年学问人都死光了。毛奇龄先生对朱的《四书章句集注》罗列出错误竟达451条。错的也太离谱了，这里摘选他《四书改错》里痛批的一段，一吐为快：“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philosophers_0.png 后人对《四书章句集注》有各自观点的批评，但不能否认其影响力深远到1905年科举被废之前始终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当然朱熹对经典的改变和他们在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到了南宋的第四任皇帝宋宁宗以后关于经学的改革与否已经成为“党争标题”，有一批人就是不断攻击程颐和朱熹，酿成了宋宁宗时代的“庆元党禁”宣布朱熹的学说是“伪学”，宣布朱熹和其弟子们都是“伪党'。不得不说这是南宋时期推行”理学“的一个重大挫折，然而这个挫折引起了“反效应”，它引发了更多后来人研究朱熹思想。 < 待 续 > 《“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 其四 2024-03-08 03:03:12 c5fe1a7092ce330125ccb6a3f012e20.jpg 经学本质是帝王用作统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如果前期“汉学”即汉唐经学的表征是《五经正义》，那么后期“宋学”即两宋经学的表征是《三经新义》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学派在“庆元党禁”中间被打击，朱熹搞出的那套“四书系统”有很多年被变成忌讳，但民间对其研究热诚却反其道而行，有相当一部分学子要为朱熹思想“平反”，同时在被金朝占领的广大江淮以北地区也出现了“尊朱”思潮，其势头不输于南宋地区。这是朱熹学派在元朝“咸鱼翻身”的前期环境。 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之上的蒙古民族之崛起首先要归功成吉思汗，成杰思汗在相当于南宋的中期统一了蒙古诸部，这是后人已经熟悉了的历史。然后成吉思汗开始热衷于他的远征，其路线是先西后东，从蒙古高原一路打到中亚和东欧包括俄国全境。然后他回军东征，东征的路线是先征服了西夏，然后再征服云贵高原的大理和北部的金朝，最后征服南宋。蒙古人对征服下的民族分“人种档次”是按照征服先后而定的，即南宋是最后被征服，所以南宋的汉人在蒙古族眼里是最下等的。具体的“人种档次”由上之下是：蒙古人，色目人<俄国和东欧民族>，汉人<契丹女真，党项人>，南人<南宋人>，也就是在蒙古人眼里，南宋人不是汉人。在这个势态下建成的蒙古大帝国通过“分封”形成了四个汗国，统治中国疆域建立的一个蒙古本部汗国叫做元朝。元朝的统治方式可谓类似于古代罗马帝国模式，即“自知之明”的“分而治之”。被征服地区只要服从征服向蒙古国纳贡，统治者不会改变当地的宗教次序和社会活动。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们在元朝时代曾经横扫欧亚，强大无比。”这和汉族人没“半毛”关系。在忽必烈统治时代，各个信仰宗教和各个原有的统治贵族和官僚都希望得到蒙古国承认和扶植，这里也包括原南宋的范畴，主要是崇拜朱熹学派的旧官僚竟联合起来向忽必烈推上“天下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元朝本来就对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的学说保持一律处置办法，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被征服者，所以忽必烈即接受基督教的推崇也接受伊斯兰教徒的推戴，包括藏传佛教派的推戴，所以以前的哲学史或者是中国史学者所得出的，“蒙古人征服后很快被孔子和儒学融合，可见华夏文化的优越。”这观点没有正确的可能性，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蒙元统治者对所有征服的文化基本上放任的。 v2-384653dd754ba9b0bc88c5bd40b01903_b.jpg 元朝统治中国后发现北方和南方汉人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恢复科举，汉人也希望在官僚体系里分上一杯羹。于是乎在元仁宗的时代不定期地在汉人地区举行科举考试，朱熹思想在南宋汉人统治地区长期受打击，而女真人的金朝倒有他的“市场”，南宋人赶快学样，到了蒙古统治全国以后，推崇朱熹的一群人推戴元世祖为“儒教大宗师”后，元世祖的宽容使朱熹学说成为汉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在这点上我们过去主流史学通常是回避这个事实，其实朱熹学说还是要根据蒙古人的要求加以改变。在元朝时期，关于朱熹的学说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他们打着旗号当然是研究“孔孟程朱”这个系统，这个跟原来的那个所谓的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一些区别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作为一个基本参考。民国和四九年后出现的什么哲学史，思想史都还没有达到清代完整程度和分析的深度。在宋孝宗时代出现的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的理学中真正研究陆九渊的人很少，道理很简单：读朱熹文章可以做官这太现实不过了。 到了元朝末期各个族群厉害分歧催促大元瓦解，当时有一支“红巾军”的农民起义集团，其是否和中亚的拜火教有联系？学界研究甚少，后来在几个兄弟头目的帮助下整合南方各路起义人马，摧枯拉朽般赶走元人建立起明朝，一个安徽凤阳贫苦出生叫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出生贫困没有贵族背景的人当了皇帝，这给一帮大臣绞尽了脑汁，有人建议皇帝和当年朱熹查一查关系，当时的学者没有今天的这么机灵，他们给圣上找祖宗，找来找去老是中间断了一代，所谓“祖宗”血缘很重要，是否是贵族就看血统，而今天有些人本事大得不得了，所谓“续家谱”可以随便续，中间断了几十代也无所谓。可是在朱元璋的十四世纪那帮学者还算老实，朱元璋攀不到朱熹便奋然弃之，在奏折上写到“朕本淮右布衣”。另外在大学士的“熏陶”下，皇帝了解孟子后对其大为不满，“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一些孟子藐视君王的语言，使朱皇帝萌生取消孟子道统地位，在朝野百般哀求下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删节教科书，明朝《孟子节文》相比《孟子》删掉了忌讳语句八十多条。到了明成祖朱棣继位，他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大臣依照皇帝的意思重新解释《四书》《五经》，在当时出现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还有《性理大全》，这几本《大全》被官方钦定为科举教科书，同时对一些议论朱熹的言论施行禁言和用刑，这就是所谓明代“道学”。 明清帝王虽实施的是法家治国，但思想上还算推崇儒学。由诸子百家延续上古《尚书》总结《周礼》《诗经》等后，西汉董仲舒为其确立了经学成为帝王统治之术的地位，一直到南宋朱熹完成对经学的整合和诠释，命运般地“束缚”住以后几百年知识人的思想。而明朝王阳明对经学的再解释形成的“心学”，是有别于世俗权贵之外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虽在权贵制定的科举考试面前似乎很脆弱，以及万历年间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思想给洪流吞没，但它的存在和被认知可能要跨过今天伸向未来而难以估量。 王阳明的思想是衔接住了南宋陆九渊，但他青年时代受一贯教育影响无疑对朱熹崇拜无疑，二十七岁那年他在读朱熹的《上光宗疏》感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王阳明开始后悔以前读书虽勤奋却无所得，其因为只求速读不求精解，于是他循序以求认识到“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次年他殿试获进士入仕，七年后他为阻止宦官擅政上疏论辩被“廷仗四十”，对于一个学问人的屈辱莫过于此。“廷仗之辱”后打醒了王阳明的心灵，他开始彻底怀疑起原先的“教义”。王阳明被放逐到龙场是他感悟心学的契机，若说在之前他只是对朱熹理学的核心有质疑，龙场蛮荒贫苦生活让他的思想在混沌中萌发雏形：人的力量永远来自心灵，当心灵源生出力量后，外界的一切或许看起来不那么险恶而有战胜之意欲。他在陆九渊的“心即是理”找到了共同点，以还击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王阳明对朱子学说“知行相须” 持批判态度，认为知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由此及彼。他坚持“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并不是让“知”和“行”两个元素机械合并，而是主张两者应该互相依存，彼此共同构成周而复始并有所提升的完整认知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方面，“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和行之间既存在因果关系，也相辅而成。另一方面“学、问、思、辨、行”的过程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的全部。他主张，“知是心之本体”，由心发动，开启了意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本然状态下，知和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出“知行合一”之观点是派生出来的“朴素方法论”，用通俗的语言描绘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的过程也是理论被认知的过程。同时能够在实践中确立的理论也一定不脱离现实生活，一些经不起实践去认识的当然可视为毫无生机的“玄学”。了解王阳明学说，就不难认识到发生在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解放思潮的源头即在于此。 屏幕截图 2024-03-08 194828.png 每一个伟大学说思想之后都会有被传承和被分裂的可能，阳明学派后来被分为七派，在此不依次赘述。阳明弟子的四处游讲和传播为其心学的播种和延续影响深远。岛国日本接受阳明思想后，对过去盲从大陆唐宋学说开始深刻地反思，一直到明治维新彻底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已经有了一个长期思考的准备。文章至此已近尾声，在即将完成“戏说”经学史由韩愈到王阳明一段后，似乎将整个两千多年经学史洗刷地干干净净窟洞尽显的清朝卓越的汉学家们欲粉末登场。写到此笔者再次为无缘得到朱维铮先生的批评而遗憾，愿先生在天之灵能略窥几眼，耻笑一番。

评论

发表评论

热门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