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導讀：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們的畫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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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及黨團問題，大陸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臺灣民進黨及時下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生活的氛圍，分別為理解和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提供了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其存在的最好的教科書式的驗證案例。
半個世紀後，在中文世界中出現的兩個政黨及其群體，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的政治及文化的走向，也充分顯示出奧威爾這篇寫於一九四五年的對於意識形態問題描述與辨析的銳利、準確。這樣的作家堪稱爲偉大。
——引自作者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評述
奧威爾〈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具強烈排他性的非理性信仰
撰文：來稿文章出版：2020-12-31 19:18更新：2021-03-17 16:04讚好440000
作者｜趙崇任前言：少人重視的〈論民族主義〉
提到喬治・奧威爾，大部分人會直接聯想到政治色彩強烈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寓言小說《動物農莊》以動物取代人類作為主角，明顯地影射了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奧威爾藉此嚴厲地批判了史達林，假社會主義之名，行極權主義之實。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繼續將重點擺在極權主義，並探討了過分的權力擴張。其中的「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這句話，如今常被用以形容無所不在的監控。由此可見，奧威爾對於政治權力有一套自己的哲學見解，而這很大一部分反映在他的〈論民族主義〉（Notes on Nationalism）這篇短文中。
奧威爾｜《一九八四》與《動物農莊》；一個人道主義者的道德勇氣
儘管喬治・奧威爾及其文學創作在全球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但〈論民族主義〉中的論述卻沒受到重視。其德文譯本（Über Nationalismus）直到二〇二〇年才首次出現，而中文譯本至今更是沒有。奧威爾的這篇短文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而《動物農莊》出版於同年稍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至於《一九八四》出版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三者時間相距不遠，因此可以說都建立在相似或甚至相同的思想上。如此一來，在詮釋奧威爾作品與理解其政治思想時，〈論民族主義〉便是的一個重要的參考對象。「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儘管奧威爾使用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但他嘗試釐清的概念與常見的民族主義並不完全相同。他在書中表示，只所以使用「民族主義」一詞，是因為探討的概念沒有相對應的字詞，而「民族主義」是最接近的概念。差別只在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不侷限於國家與民族，而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他將指涉對象擴大至某個單位（unit）與其成員，因此也可以是某教會與其教友。甚至這個單位不必有實體，因此也可以是特定的種族群眾。不可否認的是，奧威爾的概念有著明顯的政治色彩。奧威爾〈論民族主義〉（Notes on Nationalism）（Penguin Books）
他在書中首先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做區隔，並認為兩者看似相似，事實上卻完全相反。原因在於，儘管兩者所指涉的成員都與認同單位建立了「忠誠」（Loyalty），但愛國主義者的忠誠是內斂的，而民族主義者的忠誠是有侵略性的。奧威爾將兩者最大的差異具體地描述為，民族主義者永遠在追求權力。他們將自己的認同視為至高無上的真理，並試圖使他人俯首稱臣，甚至剷除異己，例如德國的「納粹主義」與日本的「軍國主義」。由此可見，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者的忠誠是一種信仰，而這種信仰會蒙蔽人的雙眼。奧威爾藉此解釋了，政治評論員與軍事專家的判斷經常失準的現象。明明是該領域的專家，卻經常對相關議題做出錯誤的分析，甚至還會說出荒謬的言論。奧威爾認為，關鍵就在於他們的非理性認同，因此唯有與事件無關的「局外人」能做出較正確的判斷與分析。
延伸閱讀——匈牙利中歐大學殺校風波：學術自由與民粹主義的瓦解
除此之外，由於民族主義者總是在擴張權力，因此單位若是國家，便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外交事務。奧威爾稱這種具侵略性的對外行為是「武力外交」（Jingoism），其近似於如今常聽到的「戰狼外交」，而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共產主義」。一旦民族主義者有了認同的對象，雙重標準並不罕見，例如可能在自己的國家主張和平，卻在其他的國家燒殺擄掠。在這些人的思維模式中，「我們」永遠是對的，而「他們」永遠是錯的。對於這種矛盾的現象，關鍵仍舊是非理性認同，因此奧威爾以此為基礎，近一步列出民族主義者非理性思維的三項特徵，亦即「執著」、「不穩定」與「漠視現實」。
延伸閱讀——
佩里·安德森：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上）
佩里·安德森：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下）「民族主義」的非理性特徵
「執著」指的是民族主義者的自我優越心理，而這種優越感建立在其與特定單位的隸屬關係上。若涉及國家，這種優越感幾乎會涉及一切，例如奧威爾舉例的文學、藝術、語言、運動等。因此要民族主義者承認有更優越的他者存在，幾乎是不可能的，反而可能會激起其抗拒的防衛機制。
「不穩定」指的是民族主義者對於認同單位的忠誠度，而奧威爾將其中的組成區分成三者，亦即民族主義者、認同內涵、認同單位。換句話說，民族主義者執著的不是認同單位，而是信仰般的認同內涵。原因在於，他們投射認同的對象並不保證能永遠符合期待。舉例來說，美國之於民主價值、蘇聯之於共產主義，但沒人能夠保證，其中的關連能恆久不變，而這正是奧威爾提出（忠誠）不穩定的原因。
延伸閱讀——一文讀懂 Antifa！特朗普指的恐怖組織，實為美國矛盾的代罪羔羊
「漠視現實」指的是民族主義者的具體非理性，亦即他們會否認甚至無視歷史與事實，並深信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確的，例如「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論」。在這類議題中，又以戰爭的傷亡人數最常被拿來做文章，因為少有人能夠親自確認真實數字，而這又與「陰謀論」產生了一定的關聯。奧威爾因此認為，在民族主義者的思維模式中，「真假」與「虛實」是並存的。他們會依照自己的認同與意識形態選擇相信的內容，並活在一個自認為優越於一切的幻想中，而這種幻想當然是與現實脫節的。在這些特點的基礎上，奧威爾接著以英國為例，將民族主義活動略分為三類，亦即「積極型」、「轉換型」、「消極型」。
延伸閱讀——禪學、「後．真相」和語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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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民族主義」類型
「積極型」民族主義建立在自我優越心理上，而奧威爾舉了「新托利主義」、「凱爾特民族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為例。他解釋，「新托利主義」與「托利主義」的差異為，新托利主義者不願承認，英國輝煌與影響力不再的事實。除此之外在國族認同上，儘管威爾斯、愛爾蘭與蘇格蘭都各自有不同的反英情緒，但「凱爾特民族主義」卻與其不同。凱爾特民族主義者的反英情緒不是純粹的反對，而是建立在自我優越心理上，亦即認為自己較偉大，並較盎格魯—撒克遜人有文化涵養，因此帶有歧視色彩。
「轉換型」民族主義反應了認同關係的轉換，而奧威爾舉了五個例子：「共產主義」、「政治天主教主義」（Political Catholicism）、「膚色意識」（Colour Feeling）、「階級意識」（Class Feeling）、「和平主義」。他在「階級意識」方面認為，由於無產階級的團結，與民眾對於資產階級的厭惡，英國中上階級的知識份子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優越感，反倒對無產階級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羨慕。至於「和平主義」，奧威爾指的事實上是特定的和平主義者。他認為，部分主張和平的英國知識份子，是基於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排斥（尤其在面對與專制國家的紛爭時），而不是真正地反戰與愛好和平。
馬克思：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消極型」民族主義則建立在對於他者的排斥與反對上，而奧威爾舉了三個例子：「反英主義」、「反猶太主義」、「托洛斯基主義」。他表示，儘管二戰期間的英國反英主義者不至於希望看見自己的國家受辱，卻也不希望德國與日本獲勝。在如此矛盾的情況下，他們寧願由美國或俄國終結戰事。至於「托洛斯基主義」，奧威爾指的事實上是更廣泛的概念，包含了「無政府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等所有反史達林政權的立場。其中的關鍵在於「排斥」，無關史達林政權本身的好壞。
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建立全球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
奧威爾最後強調，僅管內容可能有些簡化，但他的目的是要讓讀者認識「民族主義」的特點，並不認為提及的族群都是如此地惡劣。除此之外，民族主義思想並不總是無稽之談，也可能有參考價值。重要的是，不能以信仰的方式照單全收，而要理性地思考，否則便與被恐懼、憤怒、嫉妒與權利迷惑的民族主義者沒有差別。他並認為，民族主義是能夠克服的，關鍵在於人們的道德良知。人們得先確定目標對象，接著再確定自己的感覺，最後是擺脫偏見。重要的是，承認自己心中對於他者的情緒，才能夠理性地做抉擇。結語：非理性「沒有下限」讓人擔憂
顯然在喬治・奧威爾眼中，「民族主義」是一種具有侵略性與非理性的負面概念，而這個現象在超過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依舊存在。甚至可以說，隨著科技的發展，資訊傳播的速度更快也更廣，因此民族主義有更猖獗的跡象。它如今被許多當權者看作是人性的弱點，因此被反操作成了政治作戰工具，也就是如今常被提及的「假新聞」與「資訊戰」。
要自由還是要命？疫情當前，美國還在討論口罩令有否侵犯自由？
儘管奧威爾認為，民族主義是能夠克服的，但顯然並不容易，因爲謾罵總是較思考簡單。更令人擔憂的，是奧威爾提及非理性「沒有下限」的情形，亦即有些論述儘管在旁人看來荒謬至極，當事人卻因為被蒙蔽雙眼而深信不疑。這意味著，打擊假新聞僅能夠降低錯誤資訊的數量與傳播，並不是對抗民族主義的根本方式。邏輯與事實並無法說服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會在正確的資訊中，選擇性地相信有利於自己「信仰」的內容。如此一來，關鍵還是在民眾主動與積極的理性思考，以及對於道德良知的堅持。
延伸閱讀德國的古典民族主義理論——赫爾德：各民族生成不同的特性 並無一個民族天生優秀或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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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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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導讀：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們的畫像（上）
2023/09/18 13:49瀏覽112迴響0推薦2引用0
關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及黨團問題，大陸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臺灣民進黨及時下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生活的氛圍，分別為理解和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提供了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其存在的最好的教科書式的驗證案例。
半個世紀後，在中文世界中出現的兩個政黨及其群體，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的政治及文化的走向，也充分顯示出奧威爾這篇寫於一九四五年的對於意識形態問題描述與辨析的銳利、準確。這樣的作家堪稱爲偉大。
——引自作者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評述
目錄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注民族主義》: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1-3.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1-4.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啓蒙及啓蒙運動——啓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注民族主義》:
出生於一九〇三年，四十七年半後，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辭世的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以其反對極權主義的兩部作品，《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傳世流芳。
時下，在二〇一八年——時過七十三年後，他的另一部作品，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著論》（polemic）雜誌的《評註民族主義》（Notes to Nationalism），被作為專題書籍，整理後第一次結集在英國出版。
它之所以突然得到英國精神及知識領域的重視，結集單獨出版，是因爲英國著名的企鵝出版社，為慶祝二〇一五年企鵝創立時推出現代經典叢書出版八十年而推出五十本經典性的紀念書籍。奧威爾的這本書作為廣告的第七本。企鵝出版社的這套叢書久負盛名，物美價廉，選題及翻譯都恰如其分地對得起現代及經典兩個單詞。出版社在書的封底頁所印的介紹中說：
“用以慶祝標志企鵝現代經典系列開拓性精神的這五十本書，每本都集中體現了其當代性、國際觀的格調。它所包括的作者從凱西•阿克（Kathy Acker）到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從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到斯坦尼斯垃夫•萊姆（Stanislaw Lem），從喬治•奧威爾到雪麗•杰克遜（Shirley Jackson）。 文章放縱不羈且鼓舞人心；詩歌動人情懷幷令人不安；故事超越現實、玄妙入神；它帶領我們從獨特的美國南部到現代日本，從紐約的地下風光到最遠的外星太空。”
其次，這本書的題目及內容被選進叢書。幷且立即受到英國乃至歐洲及整個西方的重視還因爲二〇一八年當時西方社會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形勢。
二〇一六年，英國通過公投退出歐洲共同體。這使得如何看待英國國家的“本體”問題，歐洲統一問題，民族主義問題都再次成為英國社會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想的爭論問題。事實上，對於歐洲，從新世紀——二十一世紀初期，民族主義問題，各類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乃至各類變體宗教及民族主義、地域主義都逐漸風行起來。百年從來沒有過的巨大的難民潮更加劇了這些問題的混亂及熱度。火上澆油的更有美國的川普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英國，乃至美國的這種思潮及社會潮流的興起，遠自二百年前的歐洲發生的宗教性的籮蔓締科運動，近由八九年開始越演越烈的帶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封閉性的歷史終結論及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這使得從十九世紀以來在歐洲一次又一次地激化的民族主義問題，在二戰結束後，重新強調普適及合作和統一的巨大聲浪中，不僅沒有得到消融而且再次成為社會性的焦點問題。
第三，這本書涉及的內容及辨析的問題，以及它所使用的方式，即這本書的性質决定了它雅俗共賞，具體生動，緊扣現實，無論對於學術界、知識界，還是對於媒體及一般社會的讀者都極具吸引力。
作爲單行本出版這本書的題目沿用了論文原題目，《評註民族主義》。單是從當初發表它的雜志的性質就可以知道，這不是一篇專門只談民族主義，只是針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文章。《著論》是一本哲學性雜志，在它上面發表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學術界、知識界，以及在當時社會所關注的各類哲學問題、心理學及美學問題。作爲文學家的奧威爾在這樣一種性質的雜志上發表文章，可知其所關注的“民族主義”一定是哲學性、心理性乃至事關人們的性格趣味的文學批評性的文字。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如前面提到的，歐洲社會進入新世紀後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以及現實的政治形勢决定了這本小册子一經出版，就立即在歐洲社會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德國知識界、出版界幾乎是以接力棒式的無間隙迎接速度，於一年後的二〇二〇年一月出版了德文譯本，書名為《Über Nationalismus》——《關於民族主義》。這又是一個第一次——奧威爾的這篇文章七十五年來第一次翻譯成德文。
應該說這本書幷不是企鵝出版社2018年的《評註民族主義》的德文版，不僅因為德文書的書名不是直接譯於企鵝版，而且因爲書的末頁所印製的文章來源是第一次發表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的《著論》雜志，以及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奧威爾的英文文集《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Volume. 3：《As I Please》)。此外，德文版的這本書的封面還特別用小標題強調——該書請慕尼黑大學當代社會學家，也是奧威爾研究專家教授納西（Armin Nassehi）專門撰寫評述性的後記。所以這本書在德國的出版，應該說是看到英文企鵝版出版的意義及影響，德國出版界知識界立即著手、獨立出版的一本書。由此可知，二〇一八年在英國重新出版的這篇文章，這本小冊子——奧威爾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著實地震動了德國及歐洲的知識界及社會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德文版的這本篇幅不大的小冊子及納西教授的後記立即在德文報刊上受到廣泛的推薦及評介。
在二〇二〇年這份四十一頁的文本，總共六十四頁的薄書首次以德語出版後，一月十九號的，德國影響最大的報刊之一《世界報》的週日版評述它說：“它讀起來就像是現在才第一次出版的文章，似乎奧威爾早已熟悉了我們互聯網上仇恨言論及其形成的殿堂回聲一樣。”
二十一號的《萊茵郵報》（Rheinische Post）施羅德（Lothar Schröder）的文章說：“喬治•奧威爾發表於一九四五年的一篇文章，現在已首次單獨成書出版，且第一次翻譯成德文出版。即使在今天看來，它依然一如既往地具有話題性、啟人心智、精彩絕倫。
北德意志文化電台二十二號介紹它說：喬治•奧威爾的小冊子《論民族主義》清楚地表明，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時代的所謂民族主義也沒有什麼原創性想法。（NDR Kultur）
在二十五號出版的德國著名的《焦點周刊》的書評中，烏韋•維特施托克說：奧威爾的警告雖然已經有七十五年的歷史了，但是鑒於時下很多民族主義再次抬頭，能重新讀到它，真是太好了。（Uwe Wittstock ― Focus）
同日出版的，創辦於一八九三年的瑞士的全國性報刊《每日導報》則說：喬治•奧威爾很早就開始對抗各類假新聞，以及那些被人精心構制吹起的語言氣泡。現在他的充滿洞察力的文章《評注民族主義》第一次被翻譯成德語出版。（Tages-Anzeiger）
次日二十六號出版的享譽全球的瑞士《新蘇黎世報》週日版，刊登了曼弗雷德•帕普斯特（Manfred Papst）的評述，他說：雖然人們可以將奧威爾的文章看作是講述二戰遺留的戰爭廢墟問題的歷史文獻，但是你會發現，它對於分析當前世界的政治形勢竟然也是非常有針對性及成效。（Neue Zürcher Zeitung am Sonntag）
在德國《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三十一號報紙上，弗雷舍爾（Janina Fleischer）寫道：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這篇文字重新出版恰逢其時，即英國退出歐盟以及世界性範圍的民族主義的普遍抬頭。
不僅北德意志電台文化節目介紹這本書，西南德意志電台（SWR 2）二月六號也推出對這本書的書評，薩克斯（Konstantin Sakkas）認為，“奧威爾的《論民族主義》可謂是一本道德和智慧的指南，它甚至是一所由健全精神籠罩的知性主義的學校，一本引導人們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民主主義者的，幷最終成爲一個健全精神的人的說明書。
柏林-布蘭登堡廣播電台（rbb Kultur）的文化頻道在同一天發表的迪特施萊特（Frank Dietschreit）的書評中則強調說，“奧威爾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德國公共廣播電台文化頻道（Deutschlandfunk Kultur）三月九號發表的格魯伯爾（Georg Gruber）的評述說，“奧威爾所討論的問題，在發表七十五年後竟仍然讓我們在今天的討論中獲益匪淺。”
1-3. 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如上所述，很多德國媒體的書評中都由民族主義問題而進一步看到了奧威爾在“思想領域”中的深刻而廣泛的貢獻。皮薩（Peter Pisa）在全國發行的每周出版《信使報》（Kurier）二月八號版中說，“奧威爾鄙視那些不關心事實的所謂知識分子精英。他所構築的思想大廈甚至在今天看來也可以說是最新的。”
上面所引述的不同傾向，不同領域中的報刊媒體，甚至展開了連續的評介及討論。例如《新蘇黎世報》，二月十三日發表的梅德爾女士（Claudia Mäder）的文章強調，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四五年撰寫的這篇文章，今天仍然非常值得一讀。
在這篇只有大約四百五十字的簡潔評論中，該報著名的評論家梅德爾顯示的卓越的思想及語言能力，舉重若輕，刀刀入木三分。她首先指出：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已成經典，它不僅揭示了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性質，而且在數字化時代讓人們更加深刻地看到它的意義。與之相比，發表於七十四年前的這篇關於民族主義的文字卻沒有產生如此的影響。
她說，由於今天世界的形勢，民族主義再次興起，你可以把這篇文字的題目理解為是圍繞民族主義而讓你感到它的“新穎處”。但是，奧威爾在那時就開章明義地說，他是權宜之計，姑且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事實上他談的不是具有任何特定內容及觀念的問題、學說，或者說意識形態，而是影響到對所有問題思考的、具有普遍性的“心態”。
奧威爾認為，這個心態有兩個特點，首先它認爲可以把人像昆蟲一樣地分類、分群，其次這個群體把對群體的認同及群體的利益放在淩駕於每個個體的首位。對此，奧威爾說，民族、國家、教會、文化、種族、膚色、階級、黨、地域乃至和平主義都可以充當劃分群體的標準。而一旦把這類觀念置於個人之上，人們就會對現實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有了這樣的心態，這樣的觀念性的群體認同就也使得任何一般性，例行地言語方式成為不可能，人們之間，群體之間也就無法溝通。
她說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實際的診斷這類思想的工具。而對於奧威爾此文的理解，她在文末還特別推薦讀者閱讀納塞伊（Armin Nassehi）寫的後記。
關於德文本納塞伊教授的後記，由於思路清晰、明確且發人深思，因而受到很多書評的同時推薦。伴隨這些廣泛的推薦、評介以及討論，這本德文版的，《關於民族主義》在當年就幾次印刷而成爲《明鏡周刊》重點推薦的暢銷書。筆者在該書出版之後的第三年，二三年七月購買的這本二手書，只比原價便宜一個歐元，且書上記滿符號及筆記，甚至有不少摘錄貼紙，可見前擁有者閱讀之仔細。而二手書的價格，也反映出該書在德國社會引起的重視及產生的廣泛影響。
1-4. 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與在英國的出版影響和在德國出版後的反應及討論，在學界及社會的影響相比，中文界的情況則十分令人深思。
中文讀者其實比歐洲母語為德語的人更加幸運。因為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的中文譯文早在十幾年前，二〇一一年五月就已經在中國大陸出版，文章題目翻譯爲“民族主義札記”，收在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李存捧翻譯的奧威爾的文集《政治與文學》中。在出版之後，在網路及學界和大學有不多的推介文章，然而都是圍繞在狹義的民族主義一詞上，且以論代史，用馬列教科書的話語指點江山。對於奧威爾所強調的“姑且用之”的這個術語的廣義含蘊，可以說沒有任何涉及。而那時在港臺及海外中文世界，不僅奧威爾所強調的心態、思維方式，而且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地域主義都極為激烈地存在及迅速地蔓延，但是這篇已經有中文譯文的奧威爾的文字，十年間居然幾可說沒有被人注意，有過有針對性的討論及辨析。
在二〇一八年這本書在英國出版後，這本書在大陸乃至香港開始引起注意，以及介紹。就筆者在網路上搜索到的信息，在大陸的還是反應比香港，更比臺灣及海外要早且多。在大陸的反應使得中文世界不僅有文章提到英國的出版，且又出現了幾個新的譯本。
就中文界的這一反應情況，更令人遺憾的是，無論就狹義的民族主義還是廣義的“民族主義”一詞所代表的心態及思想傾向，都面臨十分嚴重問題的，居住在歐美，以及生活在臺灣的華人所謂精英中，竟然沒有人對英國的再版，以及近在海外華人身邊的“反應及討論”有所關注，幷且有相應的反應。
這尤其是對臺灣來說，臺獨帶來的地域主義已經為本土的文化、社會及政治，亞洲及國際的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無論“肯定臺獨”還是“負面辨析臺獨”問題，無論狹義的民族主義問題，還是廣義的心態、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帶來的文化政治影響，對臺灣來說都是一個迫在眉睫，不能迴避的問題。因為誠如德國的書評及討論所說，奧威爾的這篇文字不僅具有現實性，而且非常直接地在討論狹義及廣義的民族主義及地域主義的問題。
所以在中文界出現的這三種情況——無論在大陸知識界——其可謂和歐美一般社會的感知有巨大的差异，還是在港臺及海外——其竟然毫無所感，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兩代所謂知識精英，從根本上缺乏對思想及社會問題，乃至對學術研究及其狀態的感知能力。
而這個現象更凸顯了奧威爾這篇文字的隽永性、深刻性。因為誠如《評註民族主義》書中所具體論述的，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及心態的知識人，被蒙蔽了看到現實的視力，扭曲了正常評論，乃至審美趣味！所以評介、導讀及解讀，以及具體詳盡地討論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界遠比在西文界更有針對性，更為必要。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導讀，應該說是兩門不同的語言對譯的文本的特殊産物，尤其是對於中文這樣的象形聲像文字和西文拼音文字——兩種不同文化及思維方式的文字的翻譯。
導讀涉及的是對於譯文與原文意義有哪些不同及區別的帶有方向性的解釋。其原因因爲語言是一種思維的表述方式，不同語言是不可通約的不同文化的産物。這意謂著的就是，科學哲學家波普所說的，語言之間不可能対譯。一切翻譯不過是一種解釋，模擬。
在這個大前提下，對於文字的理解還存在著不同的知識框架下的不同理解，即認識論問題上的“觀察滲透著理論”。觀察一件事物，理解一個單詞及句子，依賴觀察者的思想框架。所以奧威爾才會在《一九八四》中再三再四地強調——大洋國的真理部非常清楚一種新話和新思維的重要性。新話和新思維的使用會使大洋國的人到二〇五〇年就是再看到原來文獻也不再會想到以前的意義。例如自由一詞，按照大洋國真理部的哲學術語翻譯手册翻譯，未來靠翻譯瞭解外國的著述和思想的大洋國的人，再也不會想到那些文本原來的意義，思想史上曾經有過的“自由”及其“自由主義”的含義。所以，在自己的思維框架中由於大洋國的教育，已經沒有了原來意義的思維方式及語言方式的人翻譯出來的文字，且使用了大洋國規定的建立在馬克思教科書基礎上的哲學對照詞典的譯文，可以肯定地說+——不會與原文相應。
最後就是中文界從五四後形成的對於西方文化思想理解的慣性習慣——“附會”。它可以說是五四胡適們開創的一代乃至幾代的通病，包括今天公開聲稱自己繼承了胡適的余英時先生們。這一傾向幾乎擁有了所有中文有關附會的成語的特性：牽强附會、穿鑿附會乃至尋聲、牽合、假借附會。除了捕風捉影外，甚至談西學居然會望中文翻譯文字生意。
上述這些特點直接導致奧威爾的這篇文字，甚至包括已經出版的他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中文譯文，在閱讀時都必須予以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對於如何理解奧威爾的這篇《評註民族主義》，事實上，奧威爾亦如中文成語所說——開門見山、開宗明義地首先就點名他要說的是什麼，然後才圍繞於此如剝洋蔥那樣地層層進行具體地解釋展開。
為此，閱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的人當然也會發現：他很少或者說根本沒有涉及傳統意義的“民族”與“國家”的具體問題及概念討論。他的研究圍繞的是：當代使用民族主義描述的那“類”現象的“心理及精神狀態，語言與思維方式”的性質。
為此，奧威爾在第一段中就說：在英語中，我們發現，有很多現象幷沒有一個對應的準確的詞彙描述它。例如，在我們精神中有種習慣性的思維，它幾乎影響了我們對每件事的思考却一直無人能爲它定名，如他最近經常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他說，讀者會發現，他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的含義與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樣。他使用它，並不依附於詞根“民族”，因為民族（nation）指的是單一種族，或一片地理區域。但是奧威爾在思想及語言領域中使用“民族主義”一詞時，指的是一種思想及行為方式，他所指謂的更為普遍化。
奧威爾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詞及其分子的感情，依附的實體除了民族、國家也可能是教會、階級、性別……，甚至反過來逆向而行，它不是用來指熱愛某些群體及事物，而只是指憎恨某些事或物——一種排他性的群體要求。
對此，奧威爾進一步揭示：在這類指謂下，“民族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認爲，人類可以如昆蟲一樣地分出種屬，幷貼上“好”和“壞”的標籤。而這樣的分類歸屬的思維方式，進而使得這些人除了認同其群體外，不再存在其它善惡問題，更絕對地否認了任何超越於這個群體的義務責任。
由此，奧威爾區分了如此意味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不同。
他認為，愛國主義是基於愛某片土地或生活方式，是守衛、保護性的，不會逼迫他人接受他們的要求，更不會否定及排斥、進攻他人。相反，民族主義則反之，且完全是建立在對權力及絕對性的要求上。民族主義者的永恆目標是追求更多的權勢和名利，以及在掌握權力後進一步排斥及鎮壓那些異於他的“民族”及群體。
奧威爾說，他之所以使用“民族主義”描述及解析類似這類看問題方式的現象，純粹是因爲找不到其它的詞彙。因爲讀者可以看到在這類人那裏，一個人可能不需要忠於任何國家或政府就可以持有這樣的民族主義性質的思維及要求；而更爲甚的是，甚至核心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及其“人群”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可那類人却同樣會使用“民族”這個術語來要求權力及其它名利。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猶太人、穆斯林、基督教信徒、白色人種，雖然它們是民族主義者們最重要的感情訴諸的對象，然而對於它們却都是必須要進行嚴肅地質疑及辨析——是否真有這樣的實體存在。因為首先在現實中，就根本就不存在對其沒有爭議的“定義”。
在這樣的討論基礎上，奧威爾反復提醒讀者，同樣的特徵存在於共産主義及共産黨運動中，政治化的天主教運動中，猶太復國主義及反猶主義運動，以及托洛斯基主義乃至和平主義運動中。他稱這些具有同樣本質，在英語以往的詞彙中還找不到準確描述它們的存在物們為“易體轉意性的民族主義”。對它們所說的觀念或所謂實體的認同成為好壞唯一的標準，不存在任何高於它們的其它事物及義務和責任。
毫無疑問，奧威爾的這個指謂當然包括今天的各類排他的地域主義、種族優越主義，文化優越主義，以及西方有關“歷史”發展的絕對性及統一性——即所謂按照西方歷史及社會範疇所論述的“歷史的終結”的主張及要求；各類絕對化的運動，如性解放、女權主義及性平運動等。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鑒於“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這種獨特的心理狀態、精神氣度、思想方式及行事態度，奧威爾認為，它在英國“知識分子”中的傳播與影響遠比在一般民眾中廣泛，幷且强烈的多！
對此他列舉了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在這類“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三種現象。
1.敗壞了對政治現實的認知及評論：
由於這類“知識分子”被民族主義以及類似的觀念統治，因此一切被政治問題統帥就成爲這類知識分子及其信衆的主要特點。他們幷不關心事實以及對於事實的看法，只想尋求和要求對他們所信奉的觀念及依附的實體的忠誠，而這也就讓他們看到事實及進行理性地思索與評述成爲不可能。爲此，也就徹底敗壞了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的評論及看法。
在民族主義分子，即各類意識形態化分子中尋求公正的政治評論，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2.徹底毀滅了審美趣味及對文學作品的公正評論：
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及其傾向一定會擴展到美學評論，尤其是文學評論領域。政治統帥一切的民族主義分子，直接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敗壞了他們的審美趣味。他們的美學評論，文學評論如同政治評論一樣，被領先的民族主義等觀念所敗壞，例如，要一個西方保守政黨的人士喜歡或公正評價歌頌了共産黨、列寧的馬雅可夫斯基，是絕對不可能的。反之，一個共產黨人也絕對不可能喜歡加繆。
3.道德錯位：
一個一切以民族主義，亦或其它的觀念爲實體、爲最高訴求的人及群體，也注定了他們的一切行爲的道德規範，都以是否符合這個最高的利益——各類民族主義的利益爲最高判據。這種傾向决定了所有這些人一定會失去一般性——對所有人都適用的道德準則，而發生道德上的嚴重錯位。這類人可以輕易地以國家或民族的名義不顧家庭倫理，甚至進攻、迫害乃至屠殺不符合這個要求的人。這種現象不僅在極權主義國家，而且在以民族、文化及地區爲最高訴求的民族主義、地域主義及宗教主義的國家中層出不窮。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對於民族主義及其在英國知識分子中帶來的上述三個表現，奧威爾明確地表示，這就是在這篇文章中他關心的“主要是在英國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反動思想”。對此他說，在英國知識分子中，佔據民族主義式的思想的主要地位的是共產主義，其次是與共產主義、共產黨人最接近的政治化的天主教主義。
奧威爾在這裏說的反動，顯然是指對於近代文藝復興帶來的啓蒙運動，對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反動。而這個“接近”指的則是，民族主義及類似於它的思想傾向的各類觀念主義在其宗教性傾向上的相類似及相互接近。
對此，奧威爾認爲，在這類知識分子中呈現出來的表現，主要有三種惡劣特質：
1.偏執（Obsession）：
奧威爾說，具有民族主義及各類這種傾向的知識分子的言行、思考及著述，幾乎只有他自己的群體的優越性。要他們隱藏其對這種觀念及存在的忠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於這類知識分子，只要對他的小團體或觀念稍有微詞，乃至稱贊了他的對手，他就會立即感到不舒服，感到必須給予堅决的反駁。他所選擇的團體乃至觀念，什麽都好。如國家，其不僅政治品質和軍事力量偉大，而且藝術、文學、體育、語言、人民體格、氣候、風景乃至厨藝都了不起。這類人對此的痴迷甚至到了著魔地步，以爲焚燒對手肖像、旗幟，詛咒等也都有作用。
2.不穩定、易變（Instability）：
雖然民族主義及類似於這種思想感情及傾向的個人及群體的“忠誠感”、“歸屬感”極為強烈，但是正因爲如此，這種忠誠及歸屬感可以因爲有利於這種思想而隨時轉移其運用的方式及對象。例如，在半個世紀前各國的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情懷，不容置辯地讚美和支持的是並非自己祖國的蘇聯；再如斯大林不是俄國人，希特勒不是德國人，拿破侖不是法國人，然而，這三個人却是這三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煽動者、代表者。
奧威爾在這裏描述的這種表現，清晰明確、活靈活現，以至七十八年後的今天，一下子就讓人想到臺灣的臺獨人士。他們痛恨自己的來源地中國，卻絕對化地熱愛及維護日本。其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他們曾經被日本統治教育過之外，更有上述的特點——既然日本是中國的敵人，那麽就一定要肯定日本。
對此，奧威爾特別指出，在歐洲很多法西斯主義者原本就是共産主義者，固執的共産主義者幾天內就會變成固執的托洛斯基分子。其反方向的變化更是隨時可能發生。對這種現象，他認爲，不變的是他們的精神狀况和思維方式，爲了這類目的，其情感及表述內容則是隨時可變的，甚至可以虛構和編造，例如所謂雅利安人種，根本就是一種不曾有的、杜撰出來的人種。
3.漠視現實（Indifference to reality）
奧威爾指出，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到，由於對象不同而對性質相同的事實及其間的相似性視而不見。
民族主義者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還能對它們做到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在民族主義者的思想中，事實可以既是真實的，又是不真實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實或許由於他們對此不能忍受，因而總是被推到一邊，不被允許進入邏輯思考過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納入考慮中，但從來不被承認是事實，就是在自己內心承認也絕對不行。
每一個民族主義者都會作繭自縛，幷深陷“歷史是可以被隨時改變寫法的”這種指導思想及其結果帶來的困擾。
為此，奧威爾說，由於民族主義者們尋求的是壓倒對方，壓倒一切，因此打嘴仗比尋求事實來得容易，而這就使得所有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性質的知識分子的爭論方式及其內容，永遠陷於茶館爭論水準。每人都覺得自己是爭論的得勝者，有人甚至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沉醉於自己幻想中的對權力與征服的迷濛中，與現實完全脫節。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對於在知識分子中，以民族主義這種形式的符號所代表的心態和思維方式，奧威爾認爲其表現形式主要可以分爲三種類型：
1.正面肯定性的（positive）：
這類民族主義是圍繞著一個實體或者觀念，以正面的、肯定性認同爲其主要傾向。如在英國的以英國爲至高無上的新保守主義，以及另一類包括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在內的所謂以凱爾特人爲主體，認爲其高於撒克遜人的凱爾特民族主義，以及高度認同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
2.易體轉意的民族主義（transferred nationalism）：
我所見的中文介紹都把奧威爾的這個術語翻譯成“移情式的民族主義”。估計譯者是受到弗洛伊德創立的著名“移情說”（ übertragungsliebe，英文，Transference-Love）的影響。就我所瞭解，沒有文獻表明奧威爾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受弗洛伊德影響。而就思想的固有傾向及其氣質來說，奧威爾也應該不會受弗洛伊德很大影響，因此如果翻譯成“移情”，不僅勉强而且容易產生誤導。就我的認識以及參照奧威爾此文的德文譯者使用的Übertragener Nationalismus，我認為，不使用以弗洛伊德的思想為基礎的“移‘情’”，而譯成“易體轉意”更容易讓讀者理解奧威爾的原意，即易體及轉爲其它觀念替代所謂“民族主義”那類思想的“易體轉意的民族主義”。
對於具有這類民族主義式的思想及其個人，奧威爾列舉了五種；
1.共產主義、共產黨，2.政治化的天主教主義，3.膚色情感，4.階級情感，5.和平主義。
對於和平主義，奧威爾特別提到：
有一小撮崇尚和平的知識份子實際存在却沒有表露出來的動機是對西方民主體制的仇恨，以及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嚮往。
和平主義者的宣傳，總是暗指另一方都不是好人。他們從來沒有持平而論，幾乎只是和英國與美國對著幹。而二次大戰時的那些英國和法國的反戰派，反對本國的主戰者，却不反對發動戰爭的希特勒納粹，以至最後大部分人甚至投靠了納粹。
3.負面否定性的（negative）:
對於這一類型，奧威爾指的是，以對他們的最高訴求爲標準，絕對性地否定及反對一切對其持有負面乃至否定、反對看法的群體及其觀念。對此他具體列舉了1.仇英——凡是英國支持的就一定是壞的；2.反猶——公開及潛藏的一切罪惡都源於猶太人，這類情緒並沒有因為希特勒的反猶受到徹底審判而消失，相反轉入地下，在西方依然普遍存在；3.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一切都是錯的，奧威爾說，而其實就恪守馬列教條及其智力和道德要求來說，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和斯大林及一般共産黨人沒有任何區別。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在描述了民族主義及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思想及心理特質後，奧威爾進一步揭示說：
一個人只要具有了這種傾向，就會立即喪失對於什麽是思想上的“體面”的認知，他可以任意篡改歷史，否認最確鑿的事實。對此，他具體列舉了五種民族主義及意識形態分子由於這種性質的愛恨，導致他們絕對不可能接受，甚至想也不能想的事實。
1.對於英國托利黨人：這場戰爭結束後，英國的實力和威望將被削弱。
2.對於共產黨人：要是俄國沒有得到英國和美國協助的話，可能已經被德國人打敗了。
3對於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因為英國的保護，愛爾蘭才能保持獨立。
4.對於托派分子：俄國人民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權。
5.對於和平主義者：只有有了其他人可以運用暴力來對抗他們，發動戰爭及施暴的人才會保證放弃暴力。
對此，他繼續針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於戰爭的看法，進程的估計等，知識分子犯了遠比民衆多的錯誤，他們更受黨派傾向的支配。“比方說，我曾聽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說美國軍隊來到歐洲不是爲了打德國人，而是鎮壓英國的革命。只有知識份子才會相信這樣的說法，沒有哪個普通人會如此愚蠢。”再如，儘管俄國人節節敗退，甚至數百萬人淪爲俘虜，但是那些共産黨員依然認爲，這場戰爭的每一階段都是俄國的勝利。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在辨析民族主義一詞所代表的心態及思想方式，以及具有這類傾向的群體的時候，奧威爾從始至終强調：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遠遠大於一般民眾。對於這種影響，他在分析其意義、傾向、性質和種類的同時，還不斷地以具體的表現爲例來說明它。對此，奧威爾在這篇不長的文字中最主要、並且反復強調的是：共産主義、共産黨人與政治天主教主義，托洛斯基主義與正統馬列主義、共産黨人的同質性。
1.共產主義、共產黨人與政治化天主教主義：
奧威爾說，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毋庸置疑地說，具有那種民族主義式的性質心態及思想方式的是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人。為此，他還特別在文中強調，在這裡他是在很鬆散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它不僅包括共產黨員而且也包括通常我們所說的“同路人”及那些親俄派。他說，在此處說的共産主義者指的就是那些以蘇聯爲自己的祖國，認爲自己的責任就是爲俄國的政策辯護，幷且要不惜任何代價捍衛俄國的利益的人。顯然，在英國的今天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對於社會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非常巨大。
對於其它的派別，奧威爾說，在當時的英國確實也有其它形式和內容的類似的“民族主義”群體蓬勃發展，但是只要你注意那些看來甚至似乎相互矛盾的思想潮流之間的類似性，你就能把握住它將會展示出什麽內容來。
對於這些不同的派別，奧威爾特別强調，在英國的過去十到二十年，在“民族主義”所代表的這種心理、思想氣質及形式上，和今天的共産主義、共産黨最相對應的就是政治天主教主義。他以一位被他稱爲才華橫溢的作家，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爲例，具體描述了陷於天主教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及作家們的性質及傾向，當然這個描述也適用於共産黨人與其他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分子。
奧威爾說，切斯特頓壓抑了自己的敏銳及思想的誠實。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他所寫的東西都是在不停地重複同樣的內容，即如“偉大屬於以弗所的戴安娜”那類簡單乏味地刻意賣弄小聰明。他寫的每本書，每一段落，每個句子，每一故事事件，每個對話片段，都不得不在他沒有能力把握其對錯的問題上，來展現天主教一定會比新教或基督教範疇中的各種異類基督教派更加優越。
儘管如此，切斯特頓幷不滿足於只在智力及精神層面的優越，他的這種心態讓他一定要把這些轉化到國家聲望和軍事力量上。而這就必然帶來愚蠢地把拉丁國家加以理想化。為此，他愚昧低俗地歌頌法國軍隊，讚美戰爭進程；他寫的讚美戰爭的詩就像和平主義分子的宣傳材料，它們或許是，“在我們的語言中能找到的最低俗的誇誇其談。”
在奧威爾一生的行文中，他幾乎從來不直接使用“粗俗”之類如此强烈的語言來評述對手，但是在談到共産主義和天主教主義的知識分子及作家時，却罕見地直接使用了這類詞彙。他認爲，這類知識分子及作家是一堆性格有缺陷的人——粗俗、愚蠢、惡毒、虛僞。
2.托洛茨基主義與傳統馬列主義
奧威爾說，在鬆散的含義上這個詞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甚至自由主義者。在這裏他用它指恪守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反對斯大林的統治。
對此，奧威爾强調說，有人認爲托洛茨基主義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共産主義更優越。然而，二者是否有很大差別是有疑問的。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來都是共産黨員，它們經歷了左翼化的運動而信奉了托洛茨基主義。爲此，除了那些已經入黨多年成爲習慣性的共産黨分子外，其餘的黨員都隨時可能投身到托洛茨基主義們的懷抱。但是，相反的情況沒有這麼經常頻繁地發生，至於爲什麽，他說，就不清楚了。
對於知識分子的這種表現，奧威爾特別指出說：
偏執狂幷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事實上，沒有哪個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能寫出一本在幾年後仍然值得一讀的書籍，這一事實對我們從事寫作和認識寫作肯定具有除臭作用。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在這篇著述的結尾，奧威爾提出了如何克服和戰勝民族主義式的各類思想，以及個人及團體給社會帶來的問題。
對此奧威爾說，雖然在這篇文章中，關於更深層的民族主義性質的心態及思想産生和傳播的原因，由於題目太大而不能够展開，但是在這裏，我們却足以能談的是——它在知識分子中所産生的那些扭曲圖像及其行爲思想，以及我們是否能够對抗、克服這類傾向。
對於我們能否克服這種傾向，奧威爾說：我們是否有擺脫它的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們能夠與之抗爭，而這正是道德應做的事！
我們首先要去探索真實的自己，發現自己真實的情感，幷爲不可避免的偏見留出餘地。如果你有了民族主義式的心態及衝動，你不可能只靠動腦筋，就能擺脫它們。但至少你可以認識到你有這樣的情感，且應該阻止這樣的情感，幷反省及約束精神上的這類判斷。
在政治行動中，衝動是不可避免的，有時甚至是必要的，但這樣的情感衝動，也應當與接受冷靜下來觀看“現實的能力”並存。而要做到這一點，奧威爾再次強調：
需要道德上的努力！
然而就此而言，他認爲在當代英語文學中探討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爭論問題時，顯示出來的却是，我們之中竟然只有很少的人在準備作這種努力。
2023.9.9 德國·埃森 初稿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解讀：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們的畫像（下）
2023/09/19 17:12瀏覽119迴響0推薦4引用0
我之所以非常推崇奧威爾這篇《評註民族主義》，因為它幾乎是我一九七五年第一次拜訪許良英先生，和他爭論的大綱。其後我花了三十多年才逐漸說清這些問題，所以我不僅深深地感到奧威爾的深刻及功力！而且也被深深地觸動——如果在五十年前的一九七〇年代看到這篇奧威爾發表在一九四五年的文章，我的一生會節約多少時間，少走多少彎路！
現在，我希望時下能接觸到更多信息及書籍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有類似奧威爾的這種衝動、有能力——在精神思想上、學術上挑戰及辨析自己的社會，以及大學、學術機構中的那些所謂專家、教授，尤其是那些“意識形態分子”！
因為現在，和二〇一八年奧威爾這篇文字重新出版時相比，俄烏戰爭及新冠疫情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
這個世界最不能夠讓人信任的就是那些專門從事政治的黨派教團人士；
最不知要臉的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那些依附於政治黨團及其意識形態的知識人、媒體人！
——引自作者推特
目錄
上部：《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1.奧威爾新版《評註民族主義》在英文、德文及中文界的不同反映
1-1.第一次單獨出版的英文《評註民族主義》:
1-2.第一次單獨出版的德文譯本《關於民族主義》：
1-3.關於奧威爾的民族主義在德文界引起的思想討論：
1-4.關於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在中文世界的反響：
2.奧威爾《評註民族主義》導讀
2-1.為什麼中文譯文需要導讀：
2-2.奧威爾筆下的民族主義說的是什麼：
2-3.具有民族主義心態的知識分子的三種表現：
2-4.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的三種惡質
2-5.具有民族主義思維方式的知識分子的三種類型：
2-6.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事實、喪失體面：
2-7.共產黨及各類政治化的宗教主義者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式的分子：
2-8.戰勝及克服民族主義式的思維方式及心態只有普適道德及認真謙虛的思想：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啟蒙及啟蒙運動——啟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下部：《評註民族主義》解讀
3.解讀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3-1關於解讀：
A.解讀的意義
如果說“導讀”是對於在另一種語言中的重新解釋性的翻譯譯文是否把握了原意的梳理，它介紹的是對奧威爾著述原文的理解，那麼“解讀”涉及的則是關於奧威爾表述的這一內容如何理解，即它在一個思想、文學、歷史的時空式的框架中的具體位置及其走向是什麼。這就是說，在一個多重維度，眾多可能的時空中，究竟設立什麼樣的思想及精神框架，或者說參考系，亦或描述系統，才能夠更簡單準確地把握奧威爾的著述。而這不僅涉及到奧威爾，也涉及到解讀者對於整體的思想史，對於具體的描述方法及框架的理解和把握。由此可知，“解讀”涉及到的是解讀者看到的及想到的對於奧威爾這篇著述的理解——從奧威爾的這篇著述中能夠得到什麼啟示及教訓；在一般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如何理解它；在奧威爾自己最重要的著述中的位置；以及隨之而產生的，它對一個東方人，中文讀者來說，理解奧威爾的著述會有哪些重要的特點——帶來什麼問題及及啟發。
B.我對奧威爾及其《評註民族主義》解讀的思想基礎及專業認識：
解讀“奧威爾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這也就是說奧威爾的文章在西方社會的一九四五年——文章發表時的“針對”的是什麼，其意義是什麼？今天，二〇一八年，七十三年後再次發表，在西方，又是為什麼以及再次引起的反響的性質的異同是什麼？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於奧威爾思想及其傾向,以及對於時代及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狀況的理解及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我的解讀建立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準確理解及把握奧威爾思想首先必須看到，在近代思想史的潮流中，奧威爾是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及整個西方知識界、文化界中，最為典型地承繼了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作家之一。在政治及社會問題上，他則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然這就意味著，理解奧威爾的關鍵問題是理解什麼是啟蒙以及西方近代產生的自由主義是什麼。在這兩個問題上不清楚或者說有誤解的人，不可能理解及把握奧威爾及其著述。當然反之，誰如果想了解何為自由主義及啟蒙，認真地理解奧威爾的思想及言行可謂是一個非常具體且準確的方法。
②準確理解及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必須看到奧威爾關注及研究的問題——當代極權主義問題。這篇文章是奧威爾這一關注、對其認識及描述的產物。為此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了解及認識，對於二十世紀在知識分子中呈現的對於這一問題的提出及討論，以及它在不同知識分子中呈現的不同傾向及不同方向的關注，都是認識及把握奧威爾的一般思想及這篇《評註民族主義》所必須要有的思想背景及認識基礎。
③關於極權主義，二十世紀被自由主義學者等称為“極權主義的世紀”，它是貫穿二十世紀百年，造成二十世紀所有最重大的人類災難的根源問題。我因為生在這個世紀及極權主義國家中，因此它也是我畢生關注及研究的題目。
在我對於西學及極權主義的關注及研究過程中，此生私淑或者說追隨過乃至認識了一些把握極權主義問題必須知道，必讀的著名的西方學者。
我追隨及從師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因為他們從事的是哲學探究，和我對於認識論方法論的關注息息相關，對於思想史問題的認識契合；我私淑德國戰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代表布拉赫（Karl Dieter Bracher），是因為他從事的是歷史學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我追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因為他的政治學、社會學思想及其極權主義研究。在這些人中，當然還有奧威爾，而他從事的是Literature，即被中文翻譯成文學一詞的Literature所具有的文學及文獻性方面的，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描述和研究。
我的追隨及私淑讓我明白，所有這些西方學者關注的是同一歷史時期中的同一歷史性的政治及社會現象——“極權主義”現象。但是他們運用的方式、方法不同，所呈現出來的思想形式及內容也不同。
就奧威爾所運用的文學性的方式方法而言，這樣的描述及分析所具有的文學-文獻性的特點是，它們不是抽象的、由理論所構成的知識性的知識，而是描述性、講述式、現象性，具象、具體思想的羅列式、對比式的。這一特點無論是在奧威爾的小說中，如《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還是在他的文學思想性的評論中，無不顯示出作為文獻的文學的這一特性——言之有物、有形，有思路及其系統。而這一切又都在另外一個層面或說領域，具有二元論的西方精神及思想領域中的各種精神產品的“知識性”的特點。它甚至讓我看到并深切地認識到，西方文學所具有的與東方文化中的文學的最本質的區別就是——西方文學的文獻性。
其次，Literature式的揭示及解釋的特點，正如奧威爾自己在“我為何寫作”中談到的，它首先是涉及個人性的感知。其次是他對於文字及思想的美學性的要求。第三是渴望發現歷史本來面目，供後來人思索的歷史衝動。第四則是廣義，渴望將世界推向“好”的方向的政治衝動，以及對於人活著就必須面對的道德要求的追求。在這種意義上，在我看，奧威爾的作品可謂西文純文學的典範。對此有關西文Literature與中文文學之不同，西文文學是什麼的理解，還可以參考奧威爾的“政治與文學”一文。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解讀奧威爾這篇有關“廣義的”“民族主義”的著述的思想史背景、知識框架以及專業性——Literature性的要求的思想基礎。
3-2.世紀性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A.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奧威爾開宗明義地說：有一種思維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它影響了我們對於每一個問題的思考，但還沒有被賦予名字。在現有的名詞中他選擇了這個最接近其這一思維方式內涵的“民族主義”這個詞，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他用的並不是這個詞的具體指謂的含義，而這是因為他所談論的這種“情感”並不只是和“民族”聯繫在一起，而在人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會依附於不同的內容及形式而存在，並且會產生類似的政治及社會影響。
由此我們看到，奧威爾運用民族主義一詞，要描述的不是狹義具體的民族主義問題，而是一種心態、精神氣質及思維和語言方式。這種心態、氣質及思維方式在英語中還沒有對應的單詞，所以他姑且使用了“民族主義”一詞來代表它。
其次，這就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及個人的心態及思維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當代新發生的一種現象，所以在英文的“文學”領域的描述中還沒有約定俗成的對應的術語。
然而，如果這個現象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及社會生活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那麼它一定會被不同領域中的敏感的人及學者、作家所關注到，也一定會被持續地討論及研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奧威爾關注的這個心態及思維以及語言方式問題，早在十八世紀末期產生時就開始被注意，當時在法國被稱為ideology——後來在中文中藉助日本譯法翻譯成“意識形態”，或者直譯為“觀念學說”。
各類意識形態、觀念性的學說，在十九世紀百年，在歐洲社會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過程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及展開。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它給社會帶來的劇烈運動乃至動蕩災難，在一九一七年激發出“俄國革命”。繼而在二十年代初期以後，在意大利發生了法西斯主義運動，在德國則產生了納粹主義，為此在歐洲乃至世界各地，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的劇烈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使得這一思想傾向及其影響在不同的領域引起具體的討論及爭論。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韋伯對於學術生活中的價值與學術研究的關係問題的辨析——學術研究的非價值問題；明確地被弗格林具體地談到的“意識形態”問題；卡爾•波普等哲學家們關注的整體論問題，各類形而上學性的思辨性真理論的哲學問題，以及三十年代弗格林和阿隆所開始具體研究的政治宗教問題，後來他們轉向的替代宗教和世俗宗教問題；在奧威爾之後，五十年代初期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到的意識形態問題、暴民運動問題等等，都是對同一性質的思想及政治社會問題的討論。
這一思想問題在五十年代初期後，由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開啟的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框架中，得到規範性的討論後，即如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開始提到的法語“longeur”被英語界借用，而開始廣泛地接受產生於法國，并被法國社會稱為“意識形態”的這個術語。且從此，正宗的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也和對於極權主義的討論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使得德國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歷史學家布拉赫教授在研究了二十世紀歐洲發生的兩次史無前例的歷史性的災難、戰亂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稱二十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這一稱謂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地接受。十年後，由於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的解體及冷戰的結束，在九十年代則被約定俗成地接受為，二十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這其實意味著的是——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說明的是同一種歷史性的政治社會問題的不同方面。
正是這個原因，二〇一八年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一書專門發行後，立即被所有的寫書評及討論這本書的作者點明——這是一本專門論述“意識形態問題”的著述。
基於這一點，在解讀奧威爾的這篇著述的開始，我要強調的是，凡是看不到《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的談的都是意識形態問題的中文學者，都可以說是對思想史完全缺乏感知及研究能力。
B.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涉及到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巨大災難的一種文化和精神心態，思維和語言方式，一種曾經幾乎席捲歐洲及世界的“意識形態”的描述及辨析的意謂上，我們可以看到，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是一篇經典性的文獻。它不僅涉及到歐洲政教分離後，即啟蒙運動和對啟蒙運動反動的羅蠻蒂科運動帶來的最重要的思想史問題，而且它讓人們一眼就看到，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沒有過時，我們每天依然在面對相同的問題，相同的威脅及危險。
同樣在這個意義上，當人們回溯百年來知識界對於這個“意識形態”問題，翻譯成中文更為準確地說——“觀念學說”，“觀念思想系統”問題的研究時，熟悉這方面文獻性的人能夠立即發現：無論是在思想史領域的學術研究範圍，還是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以及文學與文學批評領域，在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及辨析的“所有的文獻”中，奧威爾的這篇著述，就其簡練、清晰、涉及範圍及深度，都幾可說是無出其右者。
這篇寫於七十八年前的文字，之所以在二〇一八年一經再次出版立即引起非常直接的反應，讓人們甚至感到，它就是針對時下的問題及情況而撰寫的文章，而這就讓它在思想史的“文獻”上稱它是一篇極為經典的文字，名實俱副。為此，我把這篇我所看到的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文獻中，最為經典的奧威爾的文字，用“意識形態”或“觀念學說”等思想史的術語來替代，解讀返原成一篇專門論述意識形態問題的文字：
——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C.究竟什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分子？
關於ideology，及翻譯成中文的“意識形態”，更清楚地直譯為“觀念論學說”，奧威爾認為，它是一種精神及心理態度，思維與語言方式。它有兩個特點：首先它認為可以把人像昆蟲一樣地，按照其認同的觀念分類、分群，并決定好壞。其次，這個群體把對群體的認同及群體的利益置於凌駕於每個個體的首位。對此，他特別強調，一切意識形態分子都只會把追逐權力及利益，作為該觀念組成的群體及黨團壓倒一切的最高追求。他眼裡只有勝利和失敗，只有弱肉強食。
奧威爾認為，有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封閉及自大心態，以及把這類觀念置於個人之上的群體認同，就也使得任何一般性交流的言語方式成為不可能，人們之間，群體之間也就無法溝通。
對於這類意識形態分子，奧威爾說，他們對於一種觀念的依從使得所謂知識分子進一步喪失了判斷和面對事實，看到事實的能力。在當代的知識領域中，這類知識人的表現讓人們看到他們：
一.被敗壞了真偽政治評論，
二.被扭曲變味的審美趣味，
三.指鹿為馬的道德錯位。
這方面知識分子最典型的代表是追隨共產主義思想、共產黨的知識分子與作家，依附於天主教等宗教的學者與文學家，以及各類沉迷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地域主義的思想及知識精英。
奧威爾說，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和族群所具有的形式，形態以及精神氣圍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還是有三點共同的性質。
其一是偏執：各類陷於意識形態、觀念學說體系的知識分子的言行思考及著述，只有他自己的思想及群體的優越及正確性。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對其意見的批評乃至与其相左。他所選擇的觀念及團體，什麼都好。而對手則一定是什麼都壞，都通向死路。
其二是不穩定、易變：由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是一種心態和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事實上並不是固定在一種觀念或由其形成的學說上的，而是在其不變的心態及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上的忠誠狂熱感讓他們可以因為有利於這種思想氣質及傾向，而能隨時轉移它運用的方式及其對象。如在過去百年中，各國的共產黨人的民族主義情懷曾經不容置辯地讚美和支持的是並非自己祖國的蘇聯及中國；亦如斯大林不是俄國人，希特勒不是德國人，拿破崙不是法國人，卻各自是這三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煽動者、代表者；在歐洲很多法西斯主義者原本就是共產主義者、共產黨人；以及固執的共產黨員幾天內就會變成固執的托洛斯基分子。
奧威爾認為，不變的是意識形態性的，意識形態化的精神狀況和思維方式！而為了自己的觀念化認識，其情感及表述內容則是隨時可變的，甚至可以虛構和編造。
其三是無視現實：由於心態及精神氣質，思維模式，所有的意識形態分子，觀念主義者都一定會，因人、因對象而至“肯定”或“否定”；意識形態分子一定是——只會根據現實依附的“對象”而決定其對事實的性質的認知是肯定的還是負面、否定性的，而不會根據其事實如何，是否相似。所以，凡是意識形態分子註定了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對它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在意識形態分子的眼中、思想裡，對於不同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及其人發生的事實，可以在此處是真實的、被承認的，彼處卻是不真實的，一定要否認的；既可以看到知道，又可以熟識無賭。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團體一定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為此，奧威爾特別指出，每一種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族群，都一定會作繭自縛地深陷“歷史是可以被隨時改寫的”，以及由於這種指導思想及其結果所造成的困擾中。由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尋求的是壓倒對方，因此使得所有具有意識形態思維性質的知識分子的爭論方式及其內容，永遠陷於茶館爭論水準。每人都覺得自己是爭論的得勝者，有人甚至猶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沉醉於自己幻想中的對權力與征服的迷蒙中，與現實完全脫節。
對於具有上述三種性質的意識形態分子，奧威爾具體描述了他們的在言行表現上顯示的三種類型：
1.正面的肯定性的：這類意識形態分子的表現是，他們圍繞著一個實體或觀念，以正面的、肯定性的認同為其主要表現。
2.易體轉意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這類意識形態群體及分子，由於堅信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就把自己的愛徹底地轉移到那些和他們的論斷有關聯的觀念或實體上，如在拋棄白種人優越論的運動中，一切有色人種的文化傳統及存在都受到追捧；把他們的恨完全傾瀉到那些不屬於他們的觀念或實體的對象，如推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對一切不屬於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乃至販夫走卒都是充滿惡毒的、理論上的痛恨。再如反對拿起武器對抗侵略戰爭及暴政的和平主義者，甚至會為此把感情寄託轉移到希特勒與共產黨身上。
3.專注於負面否定性論斷的意識形態及其群體及分子：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來說，也會以對他們的作為最高訴求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為標準，絕對地否定及反對那些凡是對他們持有負面乃至否定、反對看法的那些群體及其觀念。為此他列舉了對於“仇英”的知識分子——凡是英國支持的就一定是壞的；對於反猶的意識形態分子，則公開及潛藏的一切罪惡都源於猶太人；這樣的情緒甚至並沒有因為二次大戰後希特勒的反猶受到徹底審判就消失，相反戰後不過是悄悄轉入地下——它在當代西方依然非常普遍地存在。這種傾向的表現也極為典型地反映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思維方式中——斯大林的一切都是錯的。事實上，就恪守馬列教條及其智力和道德要求，就思維及語言方式來說，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和斯大林及一般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區別——他們都是意識形態分子。
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奧威爾在總結了他們的特點、品質及具體存在的形式後，特別指出：它是西方社會獨有的一種心理狀態，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它不僅造就及主導統治了極權主義國家及社會的產生及存在，而且在民主以及其它形式的西方社會中也普遍地存在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它們給西方社會帶來了嚴重問題乃至災難。
由於它是一種心態、精神狀態，思維及語言方式，因此，雖然它們以各類具體的觀念及實體，如民族、國家、宗教、教會、種族、膚色、地域、文化、階級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及其族群，但是，它們之中的成員卻是隨時可能改變自己的觀念及內容，而轉變成其它一種意識形態及其分子。例如法西斯主義、納粹和共產黨人之間的互相變化，托派和斯大林主義者之間，地域主義和共產黨人之間的變化，都是隨處可見。
同樣出於這種原因——意識形態是一種心態、精神狀態，思想及語言方式，一個意識形態分子可以同時也是另外一類，甚至多種意識形態的追隨者。
至於對外的區別，奧威爾在論述及辨析中則一针見血指明：馬列主義、共產黨、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理論、不是哲學及學術思想。某些地域主義、種族主義、狹隘、專斷的文化要求甚至是建立在根本就不存在的、虛構杜撰的基礎上的觀念學說。
綜上所述，奧威爾的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非常實際的診斷各類意識形態思想、觀念論學說及其分子的工具。
3-3.從《動物莊園》、《評註民族主義》到《一九八四》: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第一次作為單行本是在其發表七十三年後——二〇一八年發行的。它一經發行就立即被知識界及媒體認為，它和《動物莊園》及《一九八四》一樣，成為奧威爾一生最重要的三部書。為此，對於這三本書的寫作及三本書之間的聯繫，無論對於理解奧威爾關於廣義的作為一種心態和思維方式的符號的“民族主義”，也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意識形態”、“觀念學說”的看法，還是對於整個奧威爾有關極權主義的認識以及文學貢獻的把握，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奧威爾在他寫於一九四六年的“我為何寫作”一文中說：
“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那種以為可以回避寫這些題材的意見在我看來是無稽之談。每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寫它們，無非是簡單的選擇何種立場和用什麼方式寫的問題。一個人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政治傾向，就越可能達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犧牲自己在美學和思想上的誠實。”（《一九八四》，孫仲旭譯，譯林出版社，2010，第6頁）
“過去全部10年裡，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創作。我的出發點總是有感於黨派偏見和不公。”（同上）
對於出版於一九四五年的《動物莊園》，他說，“《動物莊園》是第一本我寫作時對自己所做有完全清醒的認識，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藝術目的書。”
關於《動物莊園》，雖然人們都看到，且奧威爾自己也在寫給伊馮娜•戴維的信中稱，《動物莊園》是一篇諷刺斯大林的故事。這個寓言反映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展到斯大林時代的歷史事件。但是，刺激他寫出這篇寓言小說的卻不只是俄國極權主義暴政的殘酷，而更多的是英國及西方知識界的對於蘇聯的歌頌氣氛及思想狀態。
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四四年二月間創作這本書，是因為當時在二次大戰中，針對另一個極權主義的德國，英國及西方盟國和蘇聯在戰爭中屬於了同一個陣營，而為此，英國的百姓和知識分子對斯大林評價很高。這一現象讓奧威爾感到十分厭惡。《動物莊園》一書的手稿在出版前的遭遇，也說明了這點，起初它被很多英美出版商拒絕。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它終於問世後，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很大的現實性的原因是因爲德國被打敗後，蘇聯立即開啟了與英國等西方民主世界直接對立的冷戰。
所以《動物莊園》，不只是針對極權主義的蘇聯國家及社會情況，而更多的是針對英國社會的知識界及民眾對於俄國的極權主義的看法及態度，英國社會的文化思想氣氛。這也就是說，奧威爾針對的是更為普遍的，在西方社會無處不在的思想方式，心態和精神狀態的問題。
正是這個針對，使得奧威爾在四五年八月出版了該書後，在十月就發表了他的《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由此可知，自一九三六年以後，奧威爾完全集中在關注極權主義問題，而這個關注又不僅是政治，而是更為普遍的思想方式、語言方式，心理和精神狀態，或者更為廣義地說——一種文化！這個文化土壤導致了西方社會的混亂及極權主義的發生與發展。
也正是這一關注，導致奧威爾由政治問題的描述——《動物莊園》，走向對於文化思想問題的文學性的探究及描述，即四年後發表的《一九八四》。所以緊接著一九四五年八月出版的《動物莊園》，十月發表的《評註民族主義》揭示的正是作為導致產生這種政治國家及其文化，並且此後作為極權主義的大洋國的文化基礎的“意識形態”問題。於一九四九年發表的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一九八四》，在《評註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全面展開，徹底地揭示了極權主義國家的文化及精神問題。
奧威爾这三部著作，對於伴隨一種政治制度的這兩個問題：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真理部文化的認識，完全超越了形式上的政治及社會領域，全面深入到西方文化在認識世界及人類精神文化上可能或者說已經出現的問題。
為此，對於這三本在奧威爾生命最後五年出版的系列性地揭示極權主義問題的書籍，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不只是政治性的諷刺性讀物，而是關注、涉及到更深刻的西方人及當代世界的精神及文化問題。
其次，這三本書顯現了奧威爾所說的，把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創作，顯示的才是作家的真正的能力。相反把藝術創作變成政治，更變成以論帶史的為政治服務，顯示的卻是作家、學者——被稱為知識分子者在知識和精神世界的無能和病態。
第三，我們看到連接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決定了其深化方向的正是《評註民族主義》一文，即它在二〇一八年重新被結集單獨出版後，知識界對他的讚揚及討論，甚至可說是追隨討論的問題——“意識形態”問題。
如果說《動物莊園》集中在對於政治事件的形成及發展上，而《一九八四》則集中在對於具體的精神及文化思想，在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中是如何被扭曲、被蛻化的。那麼，作為《評註民族主義》談到的“意識形態”問題，即可謂是理解極權主義的政治及社會的文化思想基礎的鑰匙。
意識形態不僅是導致極權主義社會建立的精神思想基礎，而且是其統治這個社會的工具。極權主義國家及其社會之所以和古往今來的其它的專制不同——有著自己獨有的文化，全因為它是建立在一元論的觀念學說——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國家。所以，廣義說——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究其根本是他三六年以後所有工作的思想基礎。正是這篇文字所涉及的“意識形態”問題，形成了《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構成其所有思想的基礎。狹義說——意識形態問題是他在《一九八四》中詳細論述的新話、新思維的描述框架。
為此，回顧奧威爾一九三六年以後的全部工作——圍繞極權主義問題的描述及辨析，以及他在英國的精神和知識經歷，寫作這篇《評註民族主義》的動機，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不僅是理解及把握大洋國-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問題的思想基礎，而且更是清楚地認識一般社會中的知識人的精神、心態及思維和語言方式所存在的問題的鑰匙。
3-4.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問題：
A.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中，除了核心的意識形態問題，另外一個獨屬於奧威爾的問題是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
在這篇總共不到八千個英文單詞的文章中，奧威爾竟然有二十五次直接提到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並且都是很具體的批評性的描述及解釋。
由於長期以來關於西學、西方帶來的文化及其知識分子問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混亂，因此奧威爾在這篇文章談到的他對於當代西方知識分子群體的具體認識，對於他們的思想以及社會影響的揭示，對中文讀者可說是具有教科書般的意義。
關於知識分子，奧威爾認為，受意識形態問題最大影響，並且在意識形態問題的傳播及運用中，在政治及文化上產生最壞影響的是“知識分子”。
如前所述，奧威爾在不止一處坦率地承認，他之所以寫出《動物莊園》以及《評註民族主義》等文，完全是因為英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個問題上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他的著述對抗的對象就是這類知識分子及其思想。而這就讓我們看到、想到，知識分子在西方，以及在奧威爾這類自由主義知識人那裡究竟意謂著什麼？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角色或位置是什麼？從事知識和精神工作的人，應該有哪些規範和義務責任？以及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這些問題實際上也是世紀性的問題，因此在上個世紀初期，與奧威爾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具有不同傾向的很多歐洲知識分子也都直接或間接地關注及討論過，如馬克斯•韋伯、弗格林等。
B.奧威爾之所以在一九四五年還非常迫切地感到必須直接對抗某些知識分子及其思想，一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要求了作為知識分子所不應該要求的位置及作用，二是因為他們運用了不符合以知識和精神為職業的人應有的職業要求及方法，第三則是這類所謂知識分子嚴重地擾亂了其所生活的社會正常的精神及社會秩序，為社會及個人帶來了惡劣影響甚至災難。
由此，奧威爾讓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三個問題上兩類知識分子的對立，而這個對立顯示的是——文藝復興及其帶來的啟蒙運動後引起的“復興的古希臘的知識傳統”，與中世紀前佔據社會主體位置的“宗教秩序及其心態和方法”遺留下來的教會教條式的所謂知識人的對於知識分子職業作用的不同認識以及對抗。
例如在第一個問題上，在古希臘的思想傳統中，哲學家、知識精英只有對其應該對知識採取什麼態度，以什麼方式探究論說的要求，而沒有對於社會位置乃至真理的要求。這一點在古羅馬後的基督教社會中，不必說教會，他們直接要求的就是他們代表了神和真理，就是一般知識人首要考慮的也是其學說及思想和神及真理的關係。而這一傾向直接遺傳到近代世俗社會的世俗知識界。故此可知，某類知識人，那些意識形態分子，提出的所謂“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代表了良知”，“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以及“知識分子的啟蒙責任”，都是這一宗教精神及其文化思想的變體。
對此，直接返回希臘傳統的認識是，知識分子是以知識為職業的一類人。他們的好壞、是否有積極作用完全取決於他們所能夠貢獻出的知識的質量及效用，其清晰性及可證性。而這一切又由其使用的“方法”——對方法的認識及把握程度所決定。至於這類知識人多呈現的工作與價值與真理問題的關係，即如韋伯所說——完全無關。價值和真理的認識，完全屬於知識分子個人的事情，不過是他自己在進入工作前的一種純屬私人氣質的假設。
為此，在第二個問題上，對於知識研究問題的規範及方法的把握及認識就可以進入到具體、專業性的要求,在一個共同的規則下比較和進行。而這就是近代學術有著自己的學術要求，其思想根源在古希臘；二百年來為何會對於形而上學及玄學進行過不斷地辨析，以及何以波普稱黑格爾、哈貝馬斯說的是黑話，為什麼弗格林、阿隆一再說，和意識形態分子完全無法討論。
C.奧威爾對於知識分子的認識，以及他在這篇文字中從始至終針對的都是知識分子，以及奧威爾一九三六年後針對極權主義的工作，究其實讓我們直接清醒地看到的是：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
而這就顛覆了我們另外一個觀念——知識分子的對手是專制政治。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是以知識為職業，而不是以政治，當然就更不是為政治及權力服務。知識分子之所以必須對抗專制，其實不是必須，而是不得已。因為專制，尤其是徹底地把統治深入到文化及精神，且有其自己的所謂文化的極權主義專制絕對性地封閉了任何對於知識研究的可能。所以極權主義國家從根本上說——沒有“知識”分子，只有意識形態分子！這個社會的所謂知識人如果想要以“知識”為職業，其前提就是必須反對或反叛其意思形態及意識形態化的要求，反抗及反叛極權主義社會。而與之相對，對於一般專制社會，如果它不幹涉知識及文化問題，知識分子還是有存在的可能。在某些時期，甚至會有部分知識分子因為其社會的需要和平安定而暫時地支持專制形式，這都無可否非。如二次大戰初期，五十年代中期後，歐洲國家都出現過知識精英建議，為行政權力有效、迅速，國家暫時實行權力集中的威權政府；再如暫時實施的“戒嚴”及“戰時法”。然而，就知識分子的一般定義來說，在一個民主，或者說帶有部分民主性質的社會中，在校園及研究機構推崇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卻是犯了大忌，我們說這類知識人是“最惡質”的知識分子——絕不為過！
3-5.意識形態及其分子與啟蒙及啟蒙運動——啟蒙的對象首先是知識人及知識問題：
由上所述，我們看到，在現代社會乃至在古希臘的知識人所從事的不是政治，而是知識問題，專制政權及制度不是知識人及其知識生活直接針對的對象，知識人活動的對象及內容是知識，知識分子的對手首先且最根本上是知識分子。而這就讓我們在思想史問題上看到，啟蒙的對象絕非是意識形態分子所妄斷的——受教育低的民眾，相反，啟蒙的對象永遠是知識問題及知識分子。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奧威爾的這篇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發表的時候沒有被廣泛地認識到，那麼在七十三年後的重新成冊、獨立發表，則首先讓人們不約而同地看到的就是——意識形態及其分子是反啟蒙的產物。
奧威爾這篇文字的這一思想意義，二〇二〇年第一次出版的德文版的奧威爾的《論民族主義》，納塞伊教授在後記中反復強調了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產生及克服和啟蒙的關係。
這意味著，各種類型的馬列主義及其分子，各類地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以意識形態為綱領的政黨，是最沒有資格談論啟蒙問題的個人及群體。
為此，這就讓人們看到，近百年來在中國大陸乃至港臺中文媒體及所謂學術刊物上的各類有關啟蒙的討論——荒腔走板。奧威爾的這篇文字可以讓人們很具體地看到：作為典型的意識形態分子——無論李澤厚還是推崇所謂“科學和民主”的我的某些馬列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導師們，所談論的啟蒙，由於認識論方法論沒有任何觸動及改變，都可謂是妄說！他們對於各類具體的概念及思想史問題的看法，逐字逐句地顯現了奧威爾所談到的意識形態分子們具有的所有最典型的反啟蒙的特點。
對於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這種特點，奧威爾在這篇文字中指出，化解及克服意識形態，讓意識形態分子走出來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認識論方法論的問題上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努力進行自我反省——認識到自己的認識及方法的界限。
對此，奧威爾說，意識形態分子能否做到這點涉及的不僅是思想，而且更有道德問題。他們必須在道德問題上也做出努力——必須誠實地、公平地對己對人都一樣地面對一切事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意謂著，無論是在認識論方法論上，還是在道德上，所謂知識人，尤其是曾經的意識形態分子，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一切，進行自我批評及反省，絕對不能繼續誇大自己的想法及要求，繼續以意識形態式的方法把啟蒙作為旗幟揮舞。
對於染有意識形態傾向的人——首要的是自我批評、自我啟蒙。
綜上所述，對於人們關注的知識分子問題。奧威爾提出極為明確的看法。他認為：
知識分子不僅是受這類思想影響最大的群體，而且甚至是直接助長了這種性質的思想的蔓延，加劇了這種傾向在社會中的負面作用。
其次他直接指出，知識分子所主導的這一傾向的本質是反啟蒙，對抗啟蒙。而這一切涉及到知識分子的道德。這類知識人，由於意識形態化而使得他們在道德上產生了嚴重問題，喪盡知識分子的顏面。
而這就讓我們看到：
啟蒙的對象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社會的良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要求這一地位，只能盡可能誠實地要求自己尊重、遵守普適的道德規範；從根本上說，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自己，反省審視的是自己知識的性質和道德。因為他們的專業內容不是政治及其權力，而是知識及對知識和事實的態度。
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及認識，思想史讓我們看到：
知識分子的對手是知識問題及談論知識及精神問題的各類分子！
3-6.《評註民族主義》對於中文社會及其讀者的特殊意義：
A.對於一個生長在中文社會中的讀者，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幾乎是逐句逐字地擊中中文知識界、學界的各方面問題。
具體對比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中列舉的具體的案例，中文世界可謂五毒俱全，在所有的各類情況中，都不僅典型，而且極端地顯現了各類意識形態及其分子的特點。其中，中國大陸和臺灣堪稱為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問題在極權主義社會，及在一般所謂民主社會的模板。這也就是說，關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意識形態及其分子及黨團問題，大陸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臺灣民進黨及時下臺灣社會的文化及政治生活的氛圍，分別為理解和把握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提供了其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最好的教科書式的驗證案例。
而對於香港，由於地位特殊，文化社會歷史特殊則不僅顯示了大陸和臺灣的雙重特點，而且居然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談到的所有各類只有英國人，白種民族才會有的要求及主張，如奧威爾文中提到的英國的“新保守主義”——所有英國的都是好的，在所謂“港獨分子”身上都匪夷所思地更為變態、堂而皇之地絕對化張揚出來。
當然這其實不過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大陸的意識形態分子劉曉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論”的翻版而已。而這類傾向在百年來放洋到歐美的華人及其學者們身上同樣存在——奧威爾文中提到天主教主義及其知識分子作家的表現，用在華人及其學者身上，都甚至變成放大及扭曲的卡通版。
B.那麼，為什麼當代中文社會，無論海內還是海外，都如此容易地受到各類意識形態感染，并且迅速擴張及意識形態化？
從文化及社會的角度看，本來位於歐洲之外的東方的中國社會有著先天的免疫力。因為他們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化遺傳基因。明確地說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基因，由於產生它的形而上學前提——天人合一，以及演繹其文化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是陰陽五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存；而與西方的二元論的認識論、知識論，以及其極端化的一元論的一神論根本不同，因此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形成這種“意識形態”的基因符號及其基因排列，即沒有帶有一神論基督教性質的觀念學說的成因，所以本身的文化符號及其實質帶有先天的免疫力。
對於百年前他們所不得不面臨的大規模全面地湧向世界各地的“西方文化”，這個文化自帶文藝復興激發出來的，對於過去的宗教性的、整體性的一元論專斷教條思維的“免疫體”，即如奧威爾等知識人所繼承延續的思想關注、文化努力。
本來這樣“兩種因素”——天生的免疫力及後來的免疫體，應該給中國，或者廣義說中文社會帶來足夠的對於意識形態——觀念論學說傳染蔓延的免疫能力。但是歷史發展由於偶然，上代，五四後兩代知識人的偏頗，發展並非如此。
發生於一百年前的所謂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主要引入的不是文藝復興後的，對於西方來說復興的古典的古希臘文化，新興的啟蒙主義潮流，卻更多的是屬於中世紀基督教社會性質的經院學術，宗教性的文化。
這樣的情況當然和文化及語言的隔絕，以及不同的思維及表達方式，不同規範不可直接通約，難以溝通有關。因為這一切，先天地造成使用中文思維的華人對於西方的知識論以及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的把握和理解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性質的簡單化，尤其是不用動腦的各類“附會”——牽合附會、尋聲附會、穿鑿乃至假借附會……，讓尚無西式研究能力的第一代放洋的學者，如胡適們淺嘗輒止地引入西學。放洋兩三年不過咿呀說幾句洋文，居然就可橫掃窮經皓首的學人。而這類引入最廉價的就是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文的開始所說的，利用觀念或實體的學說作為分類的標籤來對於思想、人群乃至社會及文化進行分類，並且作為評斷好壞的標準。
所以五四所謂新文化運動，引入的是西方極端化的“舊文化”心態、精神氣質，思維及語言方式，囂張地長驅直入的是極為典型的各類意識形態——如伴隨炮聲而進入的馬克思主義。
五四後的中國社會的思想潮流，實際上不是具有探討、辨析，認識論知識論性質的思想運動、啟蒙運動，而是一場非黑即白的標籤運動。貼標籤式的所謂“研究方式”一瀉千里地統治了華人社會的文化及思想，且一統就是百年，一統就是徹頭徹尾。“附會”，為各類意識形態的進入提供了最好的條件，而意識形態的全面進入又讓“附會”獲得了其對於所謂西方文化的了解的似是而非的合法性認證。對此，余英時和林毓生先生則可謂是離我們最近一代的五四後引入的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其對西方學術研究中的概念的理解方式，不是知識性的，認識論及方法論的辨析，而是教條性的、“附會”式的；其由此而來所謂研究方法，不是構成性的、理論式的描述框架形成的系統的描述，而是以拾到了的西方觀念，硬行運用、重置中國文化的論斷，以論帶史的史觀；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甚至把這類思辨方式應用到對於中國文化原材料的處理及運用上。現在，對於兩種方式的治學的根本性的區別，對照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楚地看到，五四以來的，余先生和林先生所繼承的治學方式，堪稱是奧威爾所說的“意識形態式的分類法”，“貼標籤法”，以及陳寅恪先生所言的“附會”治學的實例。
今天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正是這一背景造成——二〇一八年在英國及歐洲重新出版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在歐洲及西方世界引起相當的關注及討論，但是在中文界卻幾乎毫無影響，尤其是涉及到對於根本性的近代西方問題，他們幾乎全然沒有與西人學者類似性質的關注。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喪失感知能力，比無知更危險！
2023.9.11 德國•埃森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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