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墙的一段往事(王若水)
颜智华:“89民运”葬送了十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
6月 1, 2021
Anna
历史∙中共党史
——“89民运”是一个伪概念应全盘否定
引言: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过几次由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机遇,最近一次是中共建国30年后的1978年夏天开启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很不幸的是1989年夏天政治风云骤变,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夭折。但中国知识界仍然没有丧失对民主转型的信心,江泽民–胡锦涛中共政权前后23年期间,社会各个阶层以各自的方式呼唤政治改革。但谁也没有料到,2012年下半年习包子上台大开政治倒车,全盘颠覆了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和江、胡在台上期间前后共30余年改革的正面成果和积累的良性遗产,把中共政权和官僚集团整体彻底改造成了流氓、黑社会、恐怖主义政权。它完全丧失了人类道德底线,完全丧失了社会民意基础,凭借江、胡任职时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打造起来的装备精良的警察队伍,使用黑社会手段治国。全面撕毁了30年中所建立的法制规范和法治伪装,政治和道德双重“裸奔,”习包子和它改造了的政权,邪恶超过毛泽东100倍,所有转型的路径都被堵死。面对这个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迫使本文笔者(以下称笔者)首先回过头去反思1978-1989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过程历史,主要有两点结论: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理所当然的肯定。1989年的学潮只是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中的一个政治插曲,把它定义为独立于11年政改运动之外的“89民运”是某些政治贪婪者罔顾历史真相,贪天功为己,在国外寻求个人和小群体的政治合法性杜撰的一个伪政治概念。相反,正是这个小团体中的当时的学生领袖,出于个人政治野心,搞下跪、绝食,以政治悲情绑架了亿万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为其安全保驾护航。在邓小平李鹏宣布戒严派军队坦克进城,血洗北京城危在旦夕时候,拒绝包括中共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领导人在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劝告,鼓动学生继续留守天安门广场,最终导致64大屠杀。最要害的在于党内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全军覆没,四项坚持派全面掌握中央领导权。可以说,当年延续11年的并继续深入发展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就是被所谓“89民运”葬送了的。十足的历史过错过去32年了,以美国境内为主阵地的所谓海外民运,还在继续鼓吹32年前的所谓89民运的“伟大功绩。”不检讨,不悔过,不给64死难者家属赔罪道歉,可说是丧失天理良心。
历史列车运行的轨迹发生改变后很难转轨,这被中国政治历史所证明了的。也是由中共建国至今的历史证实了的。因此,必须认真的如实的总结搞砸了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所谓89民运的教训,总结教训首先应该从揭露虚假,还原历史真相开始。本文就是还原历史性的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来龙去脉的历史真相和伟大历史成就,揭露其被所谓“89民运搞砸的真相。
正文:
“89民运”这个政治历史概念,我是来美国后才听说的,它是一个伪概念,是6.4屠杀事件发生后逃跑到美国的(包括其它国家)当年学潮的参与者,为寻求在国外生活的政治合法性而杜撰的。这个概念不顾历史真实,割断“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11年历史,贪天功为己有,危害极大,必须澄清。
什么叫“民运?”我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第一次是在中共编写的近代史(党史)教科书中接触这个概念的,即“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背景是中共党史中(1946-1949)“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解放区”之军事战线之外,在国民党政府(即民国中央政府)统治区所策动的颠覆民国政府的第二条战线,以配合军事战场。主要方式是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情愿,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其作用是,骗取民心,搞乱社会。至于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是否独裁的非民主的政府?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话题,但该政府是尊重国民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范本,并朝其方向努力建设的政府。而共产党政治军事集团(属于当时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其统治区(解放区)内,才是实行的一党专政制度的,而且是共产暴政,即沿袭自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它毫无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利,即使党内也如此;掠夺国民私有财产和财物;血腥滥杀……。即中共对国民党执政政府的污名化指斥正好是它自己“解放区”政权的真实写照,并且比其污名化的国民党独裁还要凶残100倍。这也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回到主题上来,我来美国后,看见的对89学潮的政治属性属于“民主运动”的逻辑论证是在胡平先生的《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这篇小文章里面。胡先生在文章中也没有正面阐述89学潮属于“民运”的理由,更谈不上系统的论证。只是事先设置了一个学生们的行动是“反党、还是不反党”的议题。文章中也承认89年学潮中学生们并没有提出反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无产阶级专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只是要求共产党履行法律中写有的言论、结社……等公民自由权利。然后话锋一转说:“(公民)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紧接着胡先生就结论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我理解胡先生论证的思路逻辑,即学生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口号,而是借共产党口头上书面上宣称的假民主作为口实,和它玩真的,要求兑现纸面上的承诺,实行真民主。这个真民主就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宪法中写有的公民的“五大自由,四大权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定性89年的学潮为“89民运”,那从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运动期间,每一年都是一个民主运动,11年中有11个“民运”了?在把历史上溯到文革时期,造反派造整个共产党政权官僚集团的反,几乎砸烂了全国所有省级以下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揪斗了几乎全部共产党领导干部,这个政治造反运动是89学生们所望尘莫及的。文革造反派从政治学层面抽象,完全属于反共产党的社会民主派,造反运动无疑是民主运动。把话题回到1989年来。八九学运从属于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还只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尾声。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是被89学运搞砸了锅的。
下面谈“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为省字数,简称非毛化或者非毛化运动)。非毛化就是否定毛泽东个人神话、否定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等,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据这个价值观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建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态(制度)。又由于这个运动是中共党内高层的非毛派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主要由党的政权系统贯彻执行的,所以它是一场良性的自我政治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发端的。
一、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启动初期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非毛化运动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基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是在胡耀邦支持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的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员写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主题,犹如一颗“原子弹”,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层面挑战唯物史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从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写进党章,确立它在中共党内不可挑战的地位开始,到建国后称万岁,再到1966年文革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不少人因此而人头落地,哪怕是无意中出现的口误。毛泽东死后的1976年10月,党内高层华国锋一派发动宫廷政变,抓捕了毛派在党内最高层的政治代表“四人帮”后,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按(毛泽东)“既定方针办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继续大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运动的主题叫“揭批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整肃和打击党内党外的政治对立派别,把逃过毛泽东时期死劫的政治犯都杀了。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批斗社员(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行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即整人斗人;把劳民伤财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原本在林彪事件后松弛、缓和的社会政治氛围又被残酷的阶级斗争绷紧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链紧紧地捆绑。华国锋的按毛泽东死前的既定方针办,即“两个凡是”只是一个政治幌子,真实情况是他否定了毛泽东文革理论和文革成果,继承的是文革前17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衣钵,即共产党官僚集团整体专老百姓全体的政,矛头向下整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华国锋实际执掌权力两年整老百姓厉害程度类似镇反、反右、四清和文革。华国锋的政治谎言完全骗不了经历过文革、后文革10年政治斗争的党内外干部和卷入过文革政治运动的民众。毛泽东个人神话和毛泽东思想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逃苏联飞机坠毁蒙古)后就破产,之后毛自己就开始做过某些自我否定,如叫停对他搞个人崇拜;局部纠正3年文革(1966-1969)和全面镇压时期(1968-1971)期间,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的冤假错案。让文革被打倒的官员复出等。在社会上,卷入过文革运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们,大多从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迷信、迷误中清醒过来,思考、反省……。从文革初期对民主社会主义朦胧的追求达到较明晰的认识,即通过文革造反和之后遭毛泽东抛弃甚至镇压整肃的曲折痛苦的身心经历,又经过林彪事件的政治启迪,自觉不自觉的由文革前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想化”追求转而追求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叫社会民主主义),形成一种“地下”社会思潮,原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阶层,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体。1976年“四.五”事件,在政治本质上就是表达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悼念周恩来只是打鬼借助钟馗罢了。该事件的政治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虽然在措辞上隐喻、隐晦,但谁都听得懂。如果说文革中造反派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自己“主观解读”的含义而捍卫它,但到了1976年时候则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并抛弃了它。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上述社会思潮的爆发,把事件叫反共产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事件也可以。它的范围波及全国主要大城市,代表的是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诉求,具有群众运动的初步规模,叫政治运动也可以。当年敢于站出来参加这个事件的人,是需要冒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的。而13年后的所谓89民运,在宣布戒严之前,参加游行示威宣示政治改革诉求者,是受共产党法律保护的,政治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就政治风险而言前后两者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基本无政治风险。
把话题收回来,继续谈非毛化运动。 如果说1978年夏天至1979年年初,非毛化运动的内容除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政治历史哲学口号外,还做了几件可谓惊天动地的实事,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给阶级敌人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两件大事。之前给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中共党内干部平反属于否定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运动的范畴,这类成王败寇的平反例子在历史上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给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蕴含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属性,有丢弃共产党看家本领的意味了。这和真理标准的改变一样,也具有政治颠覆性,对社会的震撼也类似原子弹。它与真理标准的改变两者相辅相成,构成非毛化运动发动初期的核心事件和内容。给全国民众的感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开始变了。而且是共产党中央搞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纵向历史看,其具有政治转型的属性。也是毛泽东死前所担心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改变颜色。”
2、中共体制内历次政治运动受难群体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是非毛化运动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性推动力量。
凡是政治运动,必须有社会政治基础,包括社会共识和推定运动进程的社会群体。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他知道被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压迫了17年的人民和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非毛化运动比毛泽东发动文革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包括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缺一不可。社会政治基础首先是自中共建国30年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冤整、错整、黑整的体制内干部和职工与他们的家属,这是社会政治基础的中坚力量。
(1)给右派分子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阶级成分——从政治层面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右派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俗称“五类分子”的阶级敌人之一。给右派分子平反始于1978年初夏,由公安部、统战部、组织部联合发文,叫“摘帽”,意思是你的历史错误(罪行)存在,只是你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已经变成好人了,不再把你当阶级敌人对待了。同年10月,又发文件:确实属于错划的右派要纠正,即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整体平反的政治闸门才正式打开了,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统一设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办理历次政治运动被整的人员的申诉案件。凡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冤枉挨整的人,都涌进各级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平反。中共建国30年历次政治运动整的人上千万,已经不在人世的由家属申诉,可谓一场规模巨大的平反昭雪的社会工程,当年人们叫平反运动。凡1956年之后的在各种运动中被整的人员的政治性问题(案件)大都一风吹。所有右派分子几乎一夜之间获得了解放(被邓小平卡住的几个人除外)。我在不久前写就的《反右运动是审干肃反运动的延申》一文中就说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党政军、文化教育卫生科研单位和工商企业单位中的中、低层干部和一般职员,都是按照上级分配指标划右派的受害者。土改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即政治迫害。
平反右派是政治平反运动开始的标志。既然原本在政治上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右派都平反了,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文革……等,即体制内(党内)除高岗饶漱石外;体制外(党外)除土改运动中被划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成分这件事外,几乎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人员一律平反,一风吹。实质是否定了中共建国后除土改、镇反运动外的所有政治运动。就是对于土改运动被划地主、富农成分者,1979年初,公安部发文给地主、富农摘帽。所谓摘帽,即政治上给与公民身份,不再当阶级敌对分子对待,并改变阶级成分为社员;子女的家庭出身同时也改为社员,升学、招工等不受歧视。
给右派平反、给地富改变阶级成分能够实行,其大政治背景是后文革时期和华国锋政变后平反党内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反党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走资派的高层干部。“非毛化”实际是从后文革时期开始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自我否定”了,名称叫批判林彪极左路线,让林彪顶罪。华国锋政变后,党内高层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文革中遭受打击的高层干部中一部分人的良知复苏,也是文革政治遗产的积极方面。非毛化运动就是由这部分良心复苏的高层干部发起与推动的,这部分人才是政治层面上的反党,真反党分子。而之前毛泽东给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定的反党分子都是假的冤的,他们根本不反党。文革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打成反党分子也是冤的,邓小平历史上一直是毛泽东整干部整老百姓的得力干将,心黑手狠。
(2)在政治领域进行的非毛化运动以外,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自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从经济制度层面否定了毛泽东主导的共产党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制度。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一个意思,不同是一个隐晦一个直白。前者意思是在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制度所有制下的一种经营方式;后者是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制度外壳。其实两者解释都不很准确,不在此深入表述。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正面意义——间接启迪农民可以搞包产到户。前面段落说到华国锋上台后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农业学大寨,导致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极左路线”又回潮,割社员的“资本主义尾巴。”即禁止农民为活命,私自多种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干点私活,做点买卖等;绝对禁止包产到户。但是不久,邓小平却第二次复出了,这给人民公社干部、社员发出的政治信号是“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文革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最大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意味1962年的包产到户又可以搞了(邓小平在1962年并未公开支持过包产到户)。
政治上的平反运动——给农民搞包产到户间接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理由。包括给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给四清运动中被冠以搞资本主义的农村干部平反等平反运动,对农村的政治冲击也是巨大的。社员们看到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都可以翻案,那经济上的三自一包也可以翻案。于是胆子大了。农村干部们也想粮食增产可以吃饱饭。于是包产到户就暗地里搞起来了。县委干部们,不少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县委以下的干部多数是解放后从农村参加工作进入干部队伍的,都知道包产到户可以增产粮食吃饱饭,每月二十七、八斤计划粮食他们也只能吃个半饱。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的农村包产到户完全是农民们自发搞起来的,和邓小平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联系。就是说,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风潮是农民阶层自发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个运动立竿见影,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一年就消除缺粮饿饭的生活状况;同时改善当地城市人口(包括干部们)的食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状况——这从经济制度变革层面表现出来的成果支持了政治上的非毛化改革运动,为非毛化政治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一夜回到解放前。”凡包产到户的就增产粮食,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提供了直接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3)党内高层较量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斗争的主战场。华国锋政变的政治属性是中共党内高层中反文革派和文革派的内斗,目的是争权夺利。老百姓不要选边站。华国锋政变和两年后发生的非毛化运动没有政治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华国锋实际掌权的(1977-1978)两年中,由于资历浅薄,在党政军各界都无根基,无政治权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在文革中大权旁落的中共最高层的大佬都觊觎他占有的党政军最高职位。高级干部阶层也轻蔑华国锋的资历(浅薄),多对他搞“两个凡是”不满。这种情况为党内高层中的非毛派发动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留下了回旋的空间。这就是1978年夏天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号角能够吹起来的政治大背景。
包产到户先行省份的成果样板,助推了“大寨”红旗被砍掉。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是1964年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伽推荐,由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政治楷模和生产技术典范,要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效法。农业学大寨运动劳民伤财祸害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即三农)已经十五、六年。特别在山西省,被扣以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被斗,被抓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少。包产到户运动在山西省被抵制,原因是上有在中央当副总理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下有包括山西省委书记为头头的一帮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阻挠。山西省从省委到各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大都是以整人,即整倒原来的“反农业学大寨”、整倒“反陈永贵”的原负责人后上台的。解决山西问题,实际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要换党委领导班子的问题。所以山西省的“落实政策”运动的内容,还包括给大批被打成“反农业学大寨”的干部平反。据说陈永贵还多次在中央机关和胡耀邦胡闹,他后面有中央高层的凡是派和其他大佬的暗中支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的调查报告的批语”的方式,从政治上正式否定了毛泽东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砍掉了大寨大队这面社会主义红旗,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正式否定。当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整的干部都平反。还在中央发文件砍掉大寨红旗的五个月前,率先搞起来包产到户的四川省,其广汉县的向阳公社就废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为向阳乡。当时这个县这个体制改变应该是得到高层后台的支持的。到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被包产到户实际颠覆了的空壳,从中共国家行政体制层面被废除,虽然属于行政机构名称的变换,但其社会政治昭示是颠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对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讽刺和否定。
所以,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亿万农民是非毛化运动的两大社会基础之一;是非毛化运动两大推动力量之一。
3、理论务虚会议——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的口诛笔伐。
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遭到“凡是派”控制的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杂志》的抵制并发文章反驳,但得到党内高层中在文革期间被打击的官员的普遍支持,主要是从自身政治利益角度考虑,支持否定文革,给自己平反。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命题在高层中有较广泛的政治基础,并得到认同。改变真理标准,在党内高层没有遭受到大的阻力。
给右派平反的理由是极左路线下导致的冤家错案;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是其经过30年改造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这两个决定虽然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中共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结构;同时这个平反、改变成分的事情并不直接危及和动摇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基石,所以在执行中阻力不大。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实质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就是从政治合法性层面颠覆了共产党打江山和坐江山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这个非毛化运动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1966年的文革造反(造共产党官僚阶级)运动不同,前面的两个运动是社会底层的反抗,而后者是执政党内高层中的一个派别借助在党中央占有的合法权力资源发动的,在党内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当时中共高层可以分为三个政治派别,一个是华国锋为头领的凡是派;以邓小平为标志性人物的元老派;一个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非毛化政治改革派。邓小平在1977年下半年第二次复出虽然只担任中央副主席,但上有军头叶剑英撑腰,下有雄厚的政治根基,于是华国锋派的政治权威被大大削减。这就给当时只是中央组织部长(1979年1月兼任宣称部长)的胡耀邦留下了政治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胡在高层原本就有深厚的人脉关系;时任组织部长手握干部任免大权,包括原党内高层大佬都有求于他给“落实政策”。所以,胡耀帮“官不大”,但职位处于中央权力机构的枢纽位置,炙手可热。这就是1978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能够在“两个凡是”的政治高压下顺利启动的大背景。
《红旗》杂志与《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唱对台戏,对重大政治敏感话题各派可以平等的争鸣,反映了党内高层三股政治力量处于相对平衡,势均力敌。所谓政出多门,非毛派略占上风。这个政治平衡是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的。会议上华国锋派惨败,华的政治权力基本被架空。于是,才有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的中央理论务虚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非毛派在理论论战上完胜的一次会议。
会议是由新接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决定召开并领导的,时间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时间长达两个半月。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中共中央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名义,有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报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编辑部、国务院研究室、文化部、国家科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及特邀代表约200人参会,会议形式主要是分组讨论。讨论发言内容每日以《简报》形式分发给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共高层大佬,信息也被人传到社会上了。这个阶段里,与会人员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党内斗争理论、文革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等。据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吴江的文章:会议上首先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批判华国锋上台后仿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并追究党本身对搞个人崇拜的责任,说:“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对华国锋政变后继而于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任中共主席之时,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在内,全国上下由官方组织的举着华国锋的像敲锣打鼓欢庆游行场面,当时和我一样嗤之以鼻者众,只是不敢声张而已。
批判党内无民主、一言堂,以官位高低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决定真理和谬误,判断是与非,对与错;以外媒(敌对势力)评论观点来整人。认为不能以领导人的看法作为对错的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批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要求废除。
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建议建立法制,实行法治。
以建国30年了,“还有2亿人饿肚子”作为例子,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回击了党内外对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55万右派、给地主富农摘帽改变成分等的指责。
还提出了人权问题。这在中共召开的会议上是破天荒的。
一句话,会上发言者冲破了共产党历来的政治思想禁区,批判锋芒直指被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领域。在数十天的讨论中,结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派,即非毛派完胜收场。但邓小平看着每天送来的《简报》,最终忍无可忍了,决定到会作总结性发言,即打击、压制非毛派的嚣张气焰。据参加会议的张显扬在回忆文章中说:“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讲,他们(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这个会议非常不满。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力群和胡乔木都是毛泽东钟爱的党内“秀才”,善于政治投机。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文革路线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华国锋政变后又投靠凡是派。二人摸准邓小平政治本质上和凡是派是一致的,即所谓解放思想不能搞“五个否定”;实践检验真理这个标准不能用来否定毛泽东。邓力群和胡乔木二人在务虚会议期间,经常去邓小平家里告状,目的是激怒邓小平出面打压。并为邓小平起草发言稿。3月30日,邓小平到会发言,提出思想解放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又叫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开向非毛派亮剑,打击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
一般人有一个认识逻辑误区,以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肃过的中共大佬都会在政治上反毛,成为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其实不一定。我在论述文革的一篇文章(《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中谈到:像邓小平这类共产党血债帮大佬,从加入共产党之日起,就认可了共产党的潜规则——成王败寇。为争权夺利在党内黑整、黑打、不讲天理良心,哪怕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不可能因为毛泽东整过他而摒弃共产党潜规则,在政治上站到非毛派立场上来。把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说成是邓小平搞的是完全失实的。如农村里的包产到户也和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是社员自发搞起来的,是地方干部默许的。当时邓小平也不分管农村工作,一心去挑起对越战争,搞围魏救赵,搭救他的红色高棉小老弟去了。
张显扬回忆说:邓小平到会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会议还讨论了几天才散会。虽然会议政治氛围发生逆转,但还是有人直言不讳批评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见《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甚至有人说,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
可见邓小平以中央副主席身份的政治权势并没有能够压服与会者。但“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从邓小平“四个坚持”的讲话意识到邓小平在取得了与华国锋争夺政治权力的内斗中胜利在握后,他对思想界的非毛化运动的政治打压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政治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
务虚会议是坐而论道,是政治思想斗争,意识形态交锋。虽然最后被邓小平打压下去了,但邓小平毕竟否定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这次会议深刻影响了之后10年中国政治的走向。
4、西单民主墙是文革正面遗产。大字报这种表达意见的形式始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发文件规定把包括大字报在内的书面的口头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规范形式。即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人民群众可以在异地和不同单位间相互串连。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允许人民群众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是毛泽东文革发动与进行文革政治运动的社会模式,当时叫“大民主。”就工具形式而言,大民主属于民主社会公民政治自由的权利。大民主作为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在文革运动中。写大字报的权利、给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头头提意见、给包括中共中央主席在内的领导告状的权利,都是在毛泽东死前的党代会和人大会上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中的。1978年开始又有人在西单墙壁上贴大字报是合法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进京上访伸冤要求落实政策(受政治迫害者要求平反也叫落实政策)的内容居多。理论务虚会议中的政治动态也同步流传到社会上,于是民主墙上批评毛泽东、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调子也随之高涨起来,当时北京某公园的职工魏京生等人的大字报具有代表性。党内高层中的四项坚持派,就是利用民主墙上否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为口实,打压党内的非毛派的。据萧冬连《历史的转轨(1979-1981)》专题史书中记载,胡耀邦为减轻来自党内四项坚持派对政治改革运动的责难和阻挠,几次间接或者直接找过在民主墙上发表“过头言论”的人谈话。但效果不佳。至于魏京生被邓小平点名抓捕判刑,除魏直接在大字报中摸邓的老虎屁股而迁怒于邓外,主要在于杀鸡儆猴,制造寒蝉效应。魏京生凭坐牢就戴上民运之父桂冠不过是政治笑话。至于所谓魏京生敢于直接反邓小平并作为他“民主之父”的政治资本,实际历史真实是:邓小平是文革造反派打倒的除刘少奇外的共产党的最高阶官员,都是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时批斗的。不论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是共产党血债帮顶层大佬之一,背负数千万甚至上亿条人命。对于文革期间毛、刘两派双方的内斗,作为事后的老百姓在政治上不能选边站,不要被邓(小平)氏文革史观牵着鼻子走。文革造反派利用大民主打倒迫害全国老百姓17年的包括刘、邓在内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砸烂(实际是搞瘫痪)专政老百姓17年的共产党各级党委(官僚机构),即使从复仇的角度说也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其政治本质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详见颜智华《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如四川涪陵专区,文革造反派刻骨仇恨地委、县委共产党官僚集团,造反的原因之一就是1960年前后4年特大饥荒饿死了他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亘古未有的人间惨剧是地委、县委的官僚们直接人为的。这些官僚们在大饥荒后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初期还继续整老百姓。毛泽东的文革给受苦受难17年的老百姓提供了反抗机会。造反派造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反,事前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过程中遭受镇压(包括坐牢),文革3年结束后遭受打压。华国锋政变后遭受残酷镇压,包括坐牢杀头。这个社会群体反共产党官僚集团斗争的时间长达10年,是中共建国并剿灭了民国政府残留在大陆的反共武装力量的17年后,首次出现的社会性政治反对派群体。这个群体在政治倾向上是民主社会主义,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意图是背道而驰的。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运动就是文革,特别是文革中(平民)造反运动的正面遗产。没有文革造反派造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反并做殊死斗争就不可能有之后的非毛化运动。西单民主墙活动只是文革大民主先后被毛泽东、华国锋镇压后的春风吹又生。春风就是1978年夏天由党内高层非毛派开启的非毛化运动。民主墙活动属于非毛化运动的组成内容但地位不过也是小插曲。党内高层非毛派是非毛化运动的政治核心同时也是领导者;政治平反运动和农村包产到户潮流是运动进程的两大主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命题是政治舆论前导。至于民主墙上的魏京生们的几张大字报算个啥呢?相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四项坚持派就是借用魏京生们大字报中的“敏感话语”作为打压党内非毛派的子弹。魏京生们的大字报在客观上对于非毛化运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起到丝毫实际的推动作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5、文化教育政策层面的非毛化运动与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文化教育政策层面的非毛化运动是政治平反运动、农村包产到户运动之外的非毛化运动进程的第三个领域,政治意义同样重大。毛泽东在延安就制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际是为共产党一党政治服务的政策。建国后的1958年,还正式制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政策。1977年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只是对文革中上大学不考试的否定,谈不上教育方针从政治层面的转变。四人帮被抓捕后,重新上演文革前的电影、戏剧也不标志文化政策在政治层面的改变。改变还是在非毛化运动开始后的1979年起。如教育方针改为为“四化”服务。废止了“工人和贫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废止了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政治内容。文艺方针由“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虽然共产党从政治上仍然掌控教育、文化机构,设置政治话题和文艺创作题材禁区,但从政治改革角度认识,毕竟还是大踏步的朝良性化方向前进。特别是文学艺术(电影、小说)作品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揭露社会主义制度黑暗,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文化界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视觉和听觉语言,对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引领作用,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非毛化运动的主力。由此,引来了邓小平四项坚持派的非难、责难,即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异化论、人性论 ;批判电影《今夜星光灿烂》、《苦恋》以及歌曲《乡恋》等。但适得其反,批判一部文艺作品反到给作者作品起到打广告的作用,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褒扬。在毛泽东时期一直充当文艺界阶级斗争整人干将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文革开始后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劫难让他政治上革新洗面幡然悔悟,成为高层非毛派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为此,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周扬。周扬的生平毕竟和邓小平差异太大,所谓鸡蛋在适当温度下会孵化出小鸡;而石头终究是石头。邓小平作为一块政治石头,比华国锋更硬。
二、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二次短兵相接。
如果说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是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一次短兵相接,首次正面冲突,则1980年的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4千党内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则是党内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二次短兵相接,正面冲突。且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非议更深。
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由中央出面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一个评价;对建国30年以来的政治路线的对错、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等的成败得失等做出一个结论。于是仿照1945年在延安的“七大”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搞一个党在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纳入工作议程了。邓小平是《决议》起草小组的太上皇,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原中新社记者高瑜文章)。一句话,邓小平要把他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坚持”体现在这个历史决议中去。尽管起草小组的主笔由原来的凡是派后又成为邓小平的四项坚持派的胡乔木、邓力群承担,但是写出来的稿子多次被邓小平打回,多次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反复修改。最后基本定稿(草案),决定交由党内4000高级干部讨论。实际参加人数5600多人,包括1000多中央党校学员。会议地点在北京,时间从1980年10月至11月。
讨论会上,与会者对这个邓小平的《决议(草案)》大多持否定意见,措辞尖锐。
认为《草案》回避了建国17年出现的路线错误,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的提法。认为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且《草案》把毛泽东的错误写成是“党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当然不能接受。(见高瑜文章)。
具体说,与会者们对从建国开始的30年间毛泽东发动的所有党内斗争全部否定,包括从1954年整高岗开始直到文革。否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搞早了搞快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否定……。一句话,否定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
与会者们不认可按照邓小平个人意思写出的这个《决议(草案)》,实际是否定邓小平的四项坚持。如果说邓小平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骄横放肆,但面对党内4000高级干部,表面上不得不收敛,压抑心中对与会者们批评声音的不满。后又继续修改。特别是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等的文字游戏过程中,煞费苦心。在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后,本文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学习讨论《决议》,一名教师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为何还叫毛泽东思想?何不改个名称叫其它思想。邓小平为保毛泽东完全不顾基本的语言逻辑了。据说邓小平面对党内的反对声音,说:宁愿《决议》不搞了,也不退让……。最终由党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实际是邓小平强奸“党意”的结果。但这个《决议》也不能完全压制非毛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如平反运动中所受理调查的申诉案件的范围继续扩大,时间跨度不断上溯。每一次对文化界的批判都遭到社会舆论的反批评,引起反弹。非毛化运动形成退一步进两步的曲线向前进展的情况。在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崩溃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随之推行,虽然缓慢。但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两项实际沦为社会笑柄。本文作者所接触的地委、县委及以下的干部,没有人不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所谓极左路线,就是理论务虚会、4000高级干部讨论《决议(草案)》会上的主流声音。大致从1953年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开始一直非议至文革、农业学大寨……为止。这些干部也吃尽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苦头。都是非毛化运动的党内群众基础。
三、中共“十二大”至“十三大”——非毛化运动从制度层面缓慢推进
1、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突破了《历史决议》的限制。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 “十二大”,在由胡耀邦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是肯定了自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运动和成果的。“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广,危害很严重。在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必须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此《政治报告》应该是按照邓小平所谓对于党的历史错误“宜粗不宜细”的指示写的;并且要遵循四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调子和之前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但比较《历史问题决议》,《政治报告》有所突破,它直言了除文革错误外,还有文革前(17年)的错误,并且要对(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文字中委婉坦诚毛泽东的错误是应该清算的。清算上溯自文革前17年。本文作者所知,即使对于土改运动,当年参加土改的干部非议也不少。
由于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产并从国家制度层面废除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上桌面,并开始推进。这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指的是改革中共建国开始,沿袭了30年的政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当然是朝良性方向改革。如废除毛泽东时期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党政分开,不要搞以党代政;权力分散。建立法制和依法治国。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等。本文作者当年体会最深的是1982年底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文。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对之前30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否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是对被禁止30年的宗教活动的解禁。“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从法律制度层面废止了建国30年中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即任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大队生产队等都可以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社员等进行批判批斗、隔离审查、抄家等行为。在宪法文字中,对公民人身权力保护规定写得如此具象,应该是中共高层里面绝大多数人在文革中都有亲身的经历,如被群众大会批斗;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抄家等。文革前17年是他们专老百姓的政,“理所当然”。文革中自己也尝到了被专政的痛苦滋味。所以说,非毛化运动和文革有内在的政治逻辑联系,杨继绳先生把它叫文革遗产中的正面部分。而对文革(包括文革前17年政治历史)解释的话语权,文革后政治走向的决定权,改革开放红利的分配权落到邓小平一派手里则是文革遗产的负面部分,就是这负面遗产部分,阻碍并最终扼杀了非毛化运动。但10年非毛化运动的绝大成果和历史意义是无容置疑的。
四项坚持派内部有邓小平和陈云两个山头,之间的分歧在于经济改革方面,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上他们两派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为推行他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借助党内高层中政治上的非毛派。在政治改革触碰共产党一党专政时候他反右;在经济体制改革遇到陈云派阻力时候他反左。党内高层非毛派就是游走在左右摇摆不定的“钢丝”上审时度势艰难行走,尽量避开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的政治高压线。日积月累改革成果,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2、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2011年年底发表的回顾文章: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是从1986年9月开始的。目的是为1987年下半年要召开的“十三大”提供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方案。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由赵紫阳负责。经过大半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写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报送中央,后内容纳入了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一项内容是《报告》中的亮点和焦点。分为七大近期改革目标。
“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七大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所谓“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概念,对于中共建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制度是颠覆性的。中共自建立开始,为打下江山是不择手段,不讲人伦道德底线,不讲天理良心的。其过程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就是非法的烧杀抢。建国初期在大肆屠杀几年后也制定了宪法和其它法律,但共产党却从未遵守过自己制定的法律,包括宪法。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段落虽然篇幅不大,但言简意赅,把研讨小组(上百人)大半年的研讨的成果都浓缩在里面了。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的途径先从党内民主开始,从党要守法开始,法在上党在下,党内要建立一套规则和制度,首先从中央开始。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就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党政分开,权力分散。是政治体制改革七大近期目标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由党管一切的状况。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退出党务以外的该由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科研等单位依法自行决定处理的事情。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和方案(内容)从政治学角度看,有人认为只属于“行政体制”改革层面。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吴伟认为:提出的改革建议方案,要考虑“党的承受力和邓小平的承受力。”所谓党的承受力,主要指党内干部,关键是高层干部的承受力,就是这些人是否接受你提出的改革方案。天下还是这些人的,国家政权由他们把持着,他们不接受,改革就无从谈起。其中邓小平的承受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邓小平能接受。邓小平虽然只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实际是最高政治权威,可以左右党内决策。如果邓小平不接受,方案就胎死腹中,何谈改革?邓小平接受了,其它大佬就容易说服。邓小平是关键人物。吴伟说:他们政改研究小组在制定《建议方案》过程中”如履薄冰。”担负极大的政治风险。“党内有一批从内心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左派,他们的眼睛都盯在这件事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随时都在我们这些搞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人们头上晃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戴到头上,也许会让你身败名裂。”胡耀邦就是被党内最高层大佬扣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逼下台的。非毛派在党内高层势单力薄,实际是在夹缝中生存,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胆识还需要政治智慧。否则前功尽弃,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不保。即“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走出这一步,几年后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现在要做的提出来,将来要做的不讲,可能留到十年后再讲,十年后和现在的政治环境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当时中央的这些老人和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在党代会上就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这种想法,成为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一个基本原则。”“当时研讨小组不是没有谈到‘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道,配起套来。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大前进一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本文笔者当年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过上面吴伟先生所谈到的中共“十三大”召开后开始的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震撼力和社会影响。所在学校党支部书记说:“今后学校党支部要由学校所在区域的街道办事处党组织管,不归市委宣传部管了。”心中的失落感流露无遗。如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学校党支部和他这位党支部书记的地位会由县委宣传部领导降格为辖区街道办事处党委领导。
还有法制建设。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工作成绩也很明显,有目共睹。
建立对话机制的工作也是有成效的,即使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实际上的公平合理解决,但上访的渠道是通畅的。各级接待上访、投诉、控告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有做人的道德的,讲法律讲政策的,恪守职责的。
如果说胡耀邦下台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很大一个挫折,则紧接着的中共“十三大”是非毛派取得的一个巨大政治胜利。退一步进两步。“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实际有给胡耀邦平反的意味。
吴伟先生对这一场政治改革的评价是:“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符合民主政治的方向。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进行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人士主持进行的一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改良,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开创出一条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改革的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但这场改革从总的方向说,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等。因而,从大的方面讲,在1980年代,政治专制与经济放开之间的距离是逐步缩小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本文作者认为:从1978年夏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作为发端,以给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受政治迫害群体平反、农村包产到户等运动作为载体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在前行和深入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遭遇凡是派、四项坚持派的阻扰,攻击,但仍然能够前行,在11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社会共识。平反运动让上亿家庭从共产党的阶级压迫、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包产到户颠覆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解决了缺粮问题,把饿了30年肚子的全中国民众从饥荒中解救出来了,生活状况大幅度提高。30年共产党血腥残暴统治中止,社会政治氛围相对宽松。这是那11年历史的真实。任何人也否认不了也否定不了的。把这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叫“民主运动”也是可以的,按照胡平先生的政治逻辑(反共产党)。至于把“反共产党”作为定性一个社会活动是否“民主运动”的标准的对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何况“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
四、“89民运”是一个伪概念。
89年的学潮直接起因是胡耀邦逝世,胡是非毛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军人物。他在1986年底被党内高层四项坚持派搞下台.群众性悼念胡耀邦活动既是对他的怀念同时也是对四项坚持派的声讨和谴责,属于一场政治示威活动。这个政治活动属于自1978年开始的延续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是非主要、非重要部分,甚至根本就无足轻重。当时正值十三大结束半年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社会政治氛围非常宽松的。学生的示威活动遭到当局的责难和打压,打压的具体方式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扣了一顶“动乱”的政治帽子,破坏安定团结。平心而论,共产党中央当局也有它的“言论自由”权利,你学生方不服,可以和它辩论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完全可行的。作为学生方面,给当局提出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撤销给学生头上扣的“动乱”的政治帽子,承认学生的活动是爱国的。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等。这些“标的”都是当时共产党法律范围内的合法的。但你学生方的领袖非要“得理不饶人,”把事态扩大,矛盾激化,把示威抗议活动升级,应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自不量力。
就学生方面口号、诉求看,与整个11年非毛化运动的内容比较,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没有一点新东西。观念上只是理论务虚会和4千高级干部讨论会等会议中所提出过的政治观点之毫毛。在行动上,和10年前农民们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私自搞包产到户比较,1989年学生游行示威是合法的无任何风险。至于为得到与李鹏对话的机会去人民大会堂前下跪;跑天安门广场绝食等,完全是胡闹。本文作者当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某学生领袖与李鹏对话时蛮横态度,虽然当时作者从政治上是完全支持学生一方的,但也觉得此学生态度傲慢、蛮横,有无理取闹的嫌疑。用下跪方式逼迫李鹏接见对话,既非体面也失人格尊严。我当时看到电视新闻总觉得怪怪的,几个领头的“领袖”根本没有政治民主素养和人文修养。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更要命。邓小平实施戒严同时调集数十万军队进城后,还不听包括支持学生方的中央几个领导人、文化界名人(如知名作家张洁)等的苦口婆心的劝解,始终不撤离广场。最可恶的是有“领袖”不惜冒军队开枪镇压的巨大风险,拿广场上学生的生命安全作政治赌注。甚至估计到军队会开枪而蓄意制造流血事件以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从善良角度理解是政治幼稚,意气用事,缺乏人性道德。从政治斗争角度考量,完全是用心险恶,卑鄙无耻之极,和宗教极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没有两样。凡是为某种政治目的鼓动他人特别是平民,赤手空拳去对抗武装警察或者军队做流血牺牲者,要麽是政治野心家或者不怀好意存心不良者。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教材)都是宣传为革命献身,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献给党。”而鼓吹此精神的党的领袖却安全无恙。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量,1989年的学潮,在初期(搞绝食前)都不构成一场独立的民主运动,只是11年非毛化运动的附属并且是尾声。后期搞广场绝食是学潮政治历史属性和作用的关键转折点,由积极的政治行动开始转变为胡闹,添乱。它非常严重破坏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常进行。邓小平李鹏戒严并且军队入城后拒绝撤离广场,则整个学潮的性质完全走向了反面。当时作为邓小平这种老谋深算的久经沙场的中共高层的最高实权人物,不可能把在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作为解决事端的首选项,还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宣布戒严就是最严厉的警告和武力示威,是“先礼”。进城的军队遭遇10余天的强行阻拦,最后才下令开枪屠杀。平心而论责任完全在鼓动不撤离广场的学生领袖。老虎要吃人谁都知道,“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被老虎咬死、吃掉了你去追究老虎责任?何况这个流血惨案本身就是鼓动者要达到的后果,目的是为引起后续的政治社会效应。像这种政治赌博,如果侥幸成功如愿不说;如果失败,将军会被军法处置甚至脑袋不保。如果是明君(君主)自己的决策,即使不下罪己诏,内心也会自责不已。只有共产党会把丧事当成喜事办,例子就不列举了。非毛化运动开始后,丧事当喜事办的惯例被质疑,如石油部属下的渤海中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违反技术规程发生颠覆机毁人亡,石油部按照毛泽东时期惯例,丧事当成喜事办,开大会表彰事故死难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革命精神,褒扬嘉奖。不久新华社记者揭露事故真相,部长被中共中央罢官。批判了工作中以“政治正确”为标准,罔顾人命的官僚主义。64屠杀后逃跑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的所谓“89民运”英雄们,非但不反思、检讨,而是年复一年地躺在“革命功劳簿”上,以所谓“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自诩,罔顾中国民主革命、罔顾几代反共义士抗共反共历史,杜撰中国民主运动是由89年的他们开创的。自欺欺人,贪历史天功为己有。这确实欺骗了不更事的后辈和老外。这是政治道德和个人品质道德双缺失的表现。
所谓89民运,它葬送了自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让党内高层非毛派全军覆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被颠覆。还有流血牺牲的成百上千鲜活生命。撇开本文前面所述“89学潮”根本不是一个独立于11年非毛化运动之外的单独的政治运动,就以上面一段所叙述的事实而论,也必须全盘否定。学运“领袖”至少应该给死难者下跪道歉,给家属下跪道歉。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1989年是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中又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让人极其悲痛的社会政治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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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嘉文精选
作者:王军涛 来源:北京之春 1999年2月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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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四五”运动和七九”民主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者从当年的政治思潮分析了文革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经济改革派与”七九民主墙”一代政治改革派的冲突,终于被无情镇压。由此,作者提出”民主墙”运动是民主运动之根,并给出了理由。”七九民主墙运动”中的政治追求沒有被熄灭,八二年底由王炳章博士在海外再次点燃,发展延续至今。
一九七八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它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个政治转折点。
在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後的两年内,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进毛派人物的被捕和文革的结束,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崛起,文革受害者要求返回北京,上山下乡政策实际上已经结束,以及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等等,所有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文革後的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对於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温和派主张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实行渐进、温和的改革,同领导文革的激进毛派相比,他们认为发展生产与进行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阶级斗争政策应该缓和。然而,这些温和派在打垮毛派之後,又受到许多共产党人的挑战,这些党员希望彻底抛弃毛泽东的遗产,弃旧图新,邓小平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领导这些共产党人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战胜了温和派,他立即宣布取消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将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
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关於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派人认为文革是错误的,中国应该回到刘少奇提倡的正统共产主义上去,这一派被称为「复旧派」,主要由解放後被毛泽东清洗和惩罚的老干部组成,他们提出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由共产党独揽大权,他们还主张由一批精英专业干部来管理中国;另一派被称为「改革派」,他们的观点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回到文革前的政策不必要也不可能,他们还觉得正统共产主义具有难以容忍的弊病,这些弊病也导致文革的滥用权力,他们提倡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反对肯定文革和正统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尽管复旧派和改革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但七十年代末改革派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改革派公认的代言人邓小平是当时权力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个原因,往往被人们忽略,这就是邓小平得到一批追求新生活、新机遇和新幸福的年轻人的支持,这批年轻人就是「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
起源:四五运动
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是激发民主墙运动的主要根源。一九七五年末,文革已进行了将近十年,人们对文革已日益冷漠,邓小平取代了已经生病的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在管理著国家,他决心结束文革,这导致他与毛泽东支持的四人帮发生冲突。毛泽东甚至考虑再次打倒邓小平,这使得党内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去世後,人们利用追悼周恩来活动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在後来被称为的「四五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拥向街头悼念周恩来,激进的毛派把这个运动定为「反革命运动」而加以镇压,将许多积极分子抓进监狱,并第二次罢了邓小平的官。六个月以後毛泽东去世,人们立即要求共产党为四五运动平反,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出来管理经济。
一九七七年一月,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大字报和印刷品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温和的毛派镇压了人们的抗议活动,但一些无畏的年轻人却继续坚持下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重新出来掌权。第二年,在民主墙运动支持下,邓小平打败了温和的毛派,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城市的青年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基础,他就替四五运动平反,并向世界新闻界称赞民主墙,这就进一步激发和鼓励了民主墙运动的积极份子。
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继承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在其他方面又超越了’五运动,他们除了继续公开宣传一九七六、七七年的主张外,还探索了理论研究和政治对话的新渠道,并对一些文学艺术的新形式做了尝试。
民主形式的发展,由於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统治中国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是认识分析中国政治现实的唯一框架。
实际上,许多早期的反对运动立足於异议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些异议者尽力想从旧的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新的观念。例如,有一些工人在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上讨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倒退,青年理论家陆家民在民间刊物《北京之春》上提出采用选举作为选拔干部的基本方式;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知识份子严家其发表了数篇影响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章。民主墙出版物也分析了现行的政策,坦率而且往往是尖锐的批评意见为替代性的政治观点和信息提供了重要来源,并首次对数十年来被中共压制的论题进行公共的讨论。一九七九年一些高级干部在中共领导人的专有禁区中南海内建造新房,《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报导,将这些豪华住宅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简陋住宅作了比较,这份刊物还揭露了若干起重大政治迫害案件,其中有一起是张志新案件,警方为了不让张志新在被处死前能开口说话,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这项报导极大地震撼了广大读者,并激发了关於中国需要民主改革的讨论。
关於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讨论,尽管在民主墙文献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例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胡平後来成为八十年代极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民主墙运动的成员与外国新闻机构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这些联系带来了新的观念。我认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由於害怕被说成间谍而不愿与外国人接触的共产主义时代,这可能是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唯一正常的关系。
民主墙活跃份子还举办民主沙龙,他们聚集在简陋房间或公园里交流思想和讨论政治,还在重要节假日举行公开游行,有时朗诵文学作品与诗歌,有时抗议政府和警察的禁令。我认为,民主墙刊物的编辑部、讨论组和抗议活动组织者所发展起来的民主的决策与表达方式,可能是它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重要贡献。
新闻、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革命
如上所述,民主墙运动不限於在民主墙上张贴匿名大字报,许多参与者的作品集中发表在其主办的报纸和刊物上。四家主要的刊物是月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和「沃土」、以及文学双月刊「今天」、「探索」、「人民参考消息」和「启蒙」也很有影响。尽管没有那麽流行,几乎所有民间刊物都是油印,通常油印数百份,但「今天」每期能油印一千多份,北京之春一度能够印行一万份并很快就卖光。刊物的所有工作者都是义务工,他们在业余时间写作、编辑、印刷和出售刊物,有时还冒著被捕的危险。在魏京生被捕後不久,中国人权同盟的成员任琬町在散发该组织刊物「中国人权」时被捕,北京之春和其他刊物的编者并没有躲藏起来,而是招集全体成员,走上街头销售刊物。尽管有警察的严密监视,他们坚持把所有刊物卖光。同时,一些作家与艺术家利用诗歌、短篇小说和其他视觉艺术表达他们的观念与感情。在中国掀起一场文学艺术命,许多风格模糊或朦胧的诗歌,当时起了震撼作用,成为政治争论的对象。
一批青年艺术家在民主墙等公共场地举办「星星画展」,他们最初受到艺术机关的压制,後来得到几位有影响力的长辈的支持,其艺术品终於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然而警察最终仍然禁止星星画展。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民主墙活跃份子举行游行抗议官方的禁令,就是这次抗议活动导致政府镇压这场运动,激发新的政治热潮。与四五运动不同的是,民主墙运动得到一些党员与政府官员的支持,尽管这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民主墙运动在初期与共产党很少发生冲突,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王震等重要领导人对民主墙表示过支持,︒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曾经一度考虑正式批准民主墙的民间刊物,鼓励共青团中央成员与民主墙成员接触,许多基层干部也对民主墙活跃份子和刊物提供了具体的支持。例如,北京之春有一期就是在一家印刷厂厂长的支持下印刷的,几乎所有民间团体都有官员参加,实际上他们成了某些团体的核心,傅月华由於领导数千名受中共干部迫害,赴京上访要求伸冤的人游行而被捕,她被审判时,法庭秘书也是一位民主墙成员,这就使她被秘密审判的消息得以公开。
民主墙运动在全国激发了一股新的政治热潮。民主墙运动虽然发生在北京,它却扩展到全中国的主要城市,上海、广州、武汉、杭州、青岛成为各地的活动中心。从一开始,参加者就以城市为单位协调活动,例如在北京,由四五论坛编辑刘青担任主席的「民间刊物联席会议」经常召开会议。到一九七九年年中,活跃份子开始建立跨地区的松散联系,并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工作网络。一九八零年,「全国民间刊物联席会议」成立并且出版其刊物「责任」,当年有一些活跃份子被捕,王希哲、傅申奇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在整个民主墙运动过程中,全国各地参与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开放、诚实、勇敢、谨慎等这些被压抑多年的美德。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以後,这些美德在一九八九年又显现出来。
邓小平否定民主墙,民主墙运动虽然在帮助邓小平在中国重掌统治大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久就和他发生了冲突,民主墙活跃份子和邓小平都认为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已经失败,中国需要进行改革,但双方在两个问题上存在著分歧: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和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将失败归罪於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过於强调政治运动,忽视了经济;民主墙运动参与者却认为中共的政治专制是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种政治制度不仅是文革之类灾难发生的根源,而且阻碍了中国人民纠正领导人的错误。邓小平提出改革应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他制订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一个中心」指以经济成就作为判断观念、制度、人事与政策的唯一标准;第一个基本点是对外开放,改变不利於经济发展的观念与制度,第二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持政治上的稳定。民主墙运动参加者却认为,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是实现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彻底的改革,即使是最基本的经济发展也得不到保障,而且经济发展过程或者不稳定,或者带来巨大灾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与邓小平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思想相反,民主墙活跃份子认为改革的中心价值应该是人的道德与政治存在。
邓小平在权力巩固以後,开始镇压民主墙活跃份子。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批评其改革政策以後,一九七九年三月和四月,魏京生与任琬町分别被捕;一九七九年十月,魏京生和傅月华被判刑,刘青被捕;一九七九年年底,民主墙被强迫从北京市中心搬到郊区的月坛公园;一九八一年,政府禁止民主墙运动以及大字报、出版刊物、游行、成立组织、公开集会等活动方式;一九八一年,几乎所有此前没有被捕的不具有知识份子身份的民主墙活跃份子,包括王希哲、徐文立、傅申奇、秦永敏、孙维邦、徐水良等均遭到逮捕并且受到重判。
持久的影响
但民主墙运动从未真正消失。在八十年代,其成员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反对派角色,中国政府决定在八十年代中期推行全面经济制度改革以後,原北京之春成员建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当时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组织,它成为宣扬民主思想、凝聚民主墙老成员和新一代青年活跃份子的的新基地。该研究所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琬町、陈子明等民主墙老成员参加了一九八九年运动。在六四镇压以後在纯粹是政治性的审判中被判刑最重三个人的是陈子明 (十三年)、我自己 (十三年) 和任琬町 (七年)。这场运动也为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培养了许多重要领袖,魏京生就是一个杰出例子;刘青现在正领导著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这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基地;徐文立和秦永敏成为中国国内民主和劳工权利运动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已经去世,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成功地发展了中国的经济,这是许多中国人尊敬他的原因。但他的局部改革方针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投资短缺、严重失业、犯罪增加、不平等、缺乏可靠的体制和道德价值观念下降仅是他留下的一部分遗产。旧制度与旧观念被破坏了,却没有新制度和新观念去取代它们。如果邓小平当年更仔细地观察民主墙运动,他也许会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所需要和向往的那种变革,而人民现在也不会为他的错误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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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墙的一段往事(王若水)
本书中多次提及我被怀疑为和“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事,但书中未作交代。现将我过去的一篇叙述此事的文章转载于此,以帮助读者了解。从此文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并不赞成民主墙,但他主张采取疏导的办法。即使这样,也在党内引起了一些不满。 —— 若水附记
民主墙刚出现时,中央领导人都很关注。陈云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收集动态、反映情况。于是《人民日报》记者和民主墙人士有了接触。
但是,这种联系后来受到怀疑。在 1979 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同志联合发言,对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但不被中央接受。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议论,党外民运人士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许多观点是相同的,似乎是在互相呼应。这种现象引起了党的高层人士的惊恐。单是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 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担心党外民运分子得到党内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中央一些高层人士开始指责《人民日报》。公安部长赵苍璧曾对《人民日报》的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人民日报》不少人同民主墙有联系。判处魏京生的前一天,彭真在一个会上说到支持民主墙的单位时,点了《人民日报》、团中央、外文出版社的名。没过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但这时发表,被认为是为魏京生辩护,党内一些人哗然。《人民日报》和民主墙的关系,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期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来过《人民日报》,和我有一两次接触。第一次随同徐文立来报社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公安局的“耳目”。本来,中共有规定,禁止对党内干部使用侦察手段,可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们就顾不了许多了。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份报告送到了公安部长的办公桌上。
1979 年 12 月 13 日,胡耀邦 ( 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我 ( 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叫到他家中谈话 ; 同时去他家中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书记韩英。
胡耀邦向大家说:“ 11 月 30 日,公安部党组向常委写了份报告,叫我转中央,讲到若水的事,意思是对《四五论坛》有支持。”说着,胡耀邦拿出公安部的报告给我们传阅。
报告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不止一次出入《人民日报》。 11 月 15 日,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找一个记者,请求把他们的一封信转给中央,要求释放刘青。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徐文立从报社出来后说:“看来王若水不是反对民刊的。”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 11 月 20 日,徐文立又去《人民日报》找王若水。王说:“材料已发内参了,放心吧。”《人民日报》在这个内参上还加了按语。但其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如扒光了刘青的衣服进行检查,纯属捏造。 ( 到美国后,我就这件事问了刘青。他说确有此事,但属例行检查。)
对公安部这个报告,邓小平作了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
胡耀邦也批示:“建议常委指定一人同《人民日报》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一谈,把这个问题挑开,查明报社和其他单位有无《四五论坛》的后台,然后决定处理办法。 11.30. 晚 12 时”。
华国锋最后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公安部这个报告是党组书记赵苍璧署名,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本来没有写请胡耀邦转 ; 胡耀邦的名字是后加上的。胡耀邦说:“我应该这样批,因为名单上最初没有我,我多了一个心。”
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那次我是因有别的事去读者来信部,偶然遇到徐文立的。我看了他们带来的信,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他们要求释放刘青,并建议政府把民主墙管起来,不要放任自流(我理解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使民主墙合法化)。我同意把他们的信在报社的内参上发表。他们的信中有一句刺彭真的话,我建议删掉(这被公安部理解为替他们出主意)。我对徐文立他们说:民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完全实现,还有些阻力要克服,有些老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只能一步一步来。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总比过去民主多了。我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你们何必找那么多外国人呢 ! (那时找徐文立的外国记者非常多)徐文立辩白说,是人家找上门来的。
我对胡耀邦说:我看过民主墙的一些言论,其中《四五论坛》是最温和,最理性的。他们不同意骂邓小平,还批评《探索》。应当说这个组织还是可以的。
接着胡耀邦讲话,别人也讲了话。
胡耀邦说:“徐文立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公安部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他们认为表现不好。我说过,他们是想同党比高低。从前我也同林希翎谈过,你个人主义太严重,将来可能犯大错误。后来还为这事找我调查。他们说林希翎在监狱中怀念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话。我后来对专案组说,你们判重了。去年林希翎还给我来信。对这种人轻轻说不行,要重重说。”
韩英说,“徐文立是铁路电工,烈士子弟,二十几岁,小青年。”
胡耀邦讲到对这些青年做工作的问题。谈到广东的李一哲,胡耀邦说,“绝不要同他辩论,辩不过他。不要扣帽子。但他那张大字报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我同几个青年讨论过四小时,他们还服了。”他又讲到他同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王军涛的谈话,大意是:你们搞政治不行,只能在老一代领导下和帮助下搞,否则肯定没有前途。在学校的青年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从学校跳到社会上去,要准备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在机关的青年要搞好业务,热爱专业,何必去发表政治论文。胡耀邦同吕扑等人谈了两次,时间不少。最后问吕朴怎么样。吕说:一、你这个人很爽朗 ; 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 三、保留自己观点。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的两小时是拼命挤出来的,好不容易啊 ! 头一次谈,他说很好,我再想想。一周后又来,说,胡叔叔,我还没有想通。 ..... 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些青年是教育不好的。希望每个人都成材,不可能。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化那么大的精力都不行,只有让他们碰壁。可能你们《人民日报》有些同志有些偏爱,甚至错爱。”
胡又谈到徐文立说:“凭我的本能,这种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当然这是他的问题,不等于是若水的问题。若水是老党员、老同志,可以信任的。‘大跃进’时不赞成(若水注:其实,当时我没有不赞成大跃进,只是把我所在的农村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四人帮时受压。但可要提醒:要谨防上当。我赞成进行教育,这是第一 ; 第二,绝不要上当。为什么抓住了你,抓不住别人呢 ? 必须在思想上立场上保持一个距离。请若水提出一个正式报告,文字不要长,恐怕要谈点教训。也可以谈对《四五论坛》的看法。中央无非是要了解一下,精神上不要有负担。”
胡耀邦又说:“最近一年来,各省市对《人民日报》有批评。我认为有些上纲太高。但有些要注意,包括社论。当然我也有毛病,有的话有缺点。完全没有缺点也难,尽量注意。《人民日报》成绩还是主要的,若水同志也一样,当然也要吸收教训。”
韩英说,徐文立确实找过团中央,也是为了刘青的事。他说,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的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十七年也不是。不然,为何不如日本 ? 你看他这个观点 ! 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还找了王军涛爸爸,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胡耀邦问:“那怎么会把他选进团中央 ? ”
韩英说:“他是四五英雄,不选他不行啊。”
朱穆之的态度最强硬,讲话也有针对我的意思。他说:“我反对自发组织。这些人对党和国家失望了,认为你们这一套不行,要另找道路。对自发组织当然要做工作,放弃领导不好,但做工作是什么立场 ? 是鼓励他们还是纠正他们 ? 为何他们那样反应 ?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支持。我不同意说这个组织(指《四五论坛》)是可以的。对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不能一分为二,就是要反对。我也不同意提‘思考的一代’,好象还没有找到一条路,还需要‘探索’,象魏京生那样。”
朱穆之这样一说,胡耀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说:“对 ! ”
胡绩伟没有多说话。
回去以后,我把同徐文立的谈话情况写了报告,读者来信部那位记者也把他奉命和西单民主墙的联系情况写了报告,交了上去。邓小平没有说什么,似乎没事了。
接着,民主墙被禁。
这次谈话一个月以后,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批评了民主墙之后,说了一大段极为严厉的、有针对性的话: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 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例。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 ... 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 ”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来,我在报告中确实承认了我对徐文立是持同情态度的。这“同情”二字,恰好给邓小平的担心提供了证据。
以后,我就成了有嫌疑的高级干部。有关部门作了很多调查,但从不找我本人。只是遇到什么事,就有人把对我的怀疑提出来:“他和地下组织的关系 ...... ”
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这当然保护了胡耀邦。但看得出来,邓对这种办法并不感兴趣。从那天的谈话看,胡耀邦确实没有说同情的话,对徐文立等人也缺乏了解。但他主张对话,做工作,进行引导。然而,那些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说服他们,而不是想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还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的老一套。而那些保守派又会指责说,胡耀邦纵容了民主墙分子,也纵容了我们这样的党内干部。当时贵州有一个“启蒙社”,胡耀邦主张用“教育”的办法解决这个组织的问题,并且他认为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但胡耀邦这个办法不为公安部所赞同,也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几年以后,胡耀邦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赶下了台。接着,一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清除出党,包括我在内。
1994 年 1 月
附:
读王若水文章有感
张海涛
想和中共打牌,尽可能地了解中共高层的运作和思想方法,是非常有益的。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二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上王若水的文章,正为这种了解提供
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在海外,很不容易看到这种货真价实的第一手资料,王若水当
年是副部级干部,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以他的身份,写这样的文章十分难
得。
从王若水这篇题为《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的文章中,我们了解了很多事情:
知道了当时中共高层(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彭真、胡耀邦)对民主墙的态度。我
们还知道公安部调查民运人士的手段,等等。其中,王若水写得比较详细,也最精
彩的是胡耀邦的讲话(当时胡耀邦是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
和中宣部长)。
胡耀邦对徐文立(当年和魏京生前后被捕,坐牢十几年,去年获释,最近又遭到传
讯)的看法是:“徐文立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公安部认为政治上表现不好。我说过
,他们是同党比高低。从前我也同林希翎谈过,你个人主义太严重,将来可能犯大
错误。后来还为这件事情找我调查。他们说林希翎在监狱中怀念我,后悔当初没有
听胡耀邦同志的话。我后来对专案组说,你们判重了。去年林希翎还给我来过信。
对这种人轻轻说不行,要重重说。”
胡耀邦素以开明著称。他十几年前讲这样的话,当时在高层也是比较宽松的。但
今天看,仍有许多问题。首先,连什么人都没有搞清楚,就要批?再者,为什么不
能和共产党比高低呢?给共产党提意见就是个人主义?还有,个人主义就应该抓进
监狱,就应该判刑?胡耀邦承认判重了,难道轻判就可以?
另外,胡耀邦还谈到了广东的“李一哲”。(“李一哲”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其
中王希哲也是关了十几年,去年才放出来。)他说:“绝不要同他辩论,辩不过他。
不要扣帽子。但他那张大字报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我同几个青
年讨论过四个小时,他们还服了。”
胡耀邦这段话很有意思:许多领导干部没有多少墨水,当然辩不过人家。但胡耀
邦本人就不一样了。怎么样,花四个小时舌战群儒,你等还不是乖乖甘拜下风。
胡耀邦还讲了和王军涛的谈话,大意是:“你们搞政治不行。只能在老一代领导
和帮助下搞,否则肯定没有前途。在学校的青年还是要好好地学习,不要从学校跳
到社会上去,要准备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在机关的青年要搞好业务,热爱专业,何
必发表政治论文……”
胡耀邦还说,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些青年是教育不好的。希望每个人都能
成材,不可能。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花这么大的精力都不行,只有让他
们碰壁。当然劳教也不能虐待……
从胡耀邦上面这两段讲话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苦口婆心,希望这些年轻人不要出
事。但是,胡耀邦毕竟是共产党一统江山的当家人之一,其党性和思维方式局限了
他,最后也只好或是必然露出了“狰嵘”的一面;小青年不听话,就让你碰壁,劳
动教养。但即使这样,也比开枪杀人要开明得多!!因为劳动教养,劳动是手段,
教养是目的。而砍了脑袋,或从人格、肉体上摧残人,等于先把人给废了或是把他
炼成了钢,也就无所谓教养和改造了,而且再改造也改造不过来了。
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最后胡耀邦自己也被划在了“普照”范围之外,
碰壁后糊里糊涂下了台,又糊里糊涂上了路。呜呼!
当时以“你办事,我放心”遗训而接班的山西大汉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
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如何抓的,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对胡耀邦说,徐文立
确是找到团中央,也是为了刘青的事情。韩英说,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
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说,他同王军涛和韩志雄谈过话:“他们同我们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十七年也不是,不然,为什么不如日
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他们还说,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四十年代
的人谈不到一起。”韩英还说,他找了王军涛的爸爸,但是父亲说服不了儿子。
做青年工作,虽说不一定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起码也应该广泛涉猎,博览
群书,礼贤下士,以理服人。否则人家并不会因为你是领导而买你的帐。说服不了
别人,就把人家投入监狱,这和丘八何异?□
http://www.bjzc.org/bjs/bc/17/47
民主墙运动改变了历史进程
2018.12.11 16:25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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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民主墙40年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召开,魏京生作主旨发言。(王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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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左二)向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左三)颁发了人权自由卫士奖。(王允拍摄)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西单民主墙运动”四十年。四十年后,当事人如何定义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对此后四十年中国的民主进程有何影响?最近在美国国会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为此提供了一些富有启示的答案。
西单民主墙是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一道宽阔围墙,1978年—1979年期间,各方民众经常在上面张贴表达政治异议的大字报,被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开端。
本次会议是由魏京生基金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主办的“纪念民主墙40周年”研讨会。会场上,基金会主席、被外界称为中国当代“民主之父”的魏京生用朴素的语言来定义这场运动的目的,
“我们要在老百姓的脑袋里放一个新的思想,就是,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就没有好日子过。他们搞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加强他们的专制统治,并不是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那么,我们争取民主和自由,就是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
魏京生所说的新的想法,就是指他当时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1978年底,当时的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镇压正在蔓延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并且已经放出了信号。为了表示愤慨,作为青年工人的魏京生在民主墙贴上了自己的文章《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
“第五个现代化”的说法明显挑战了中共执政者的“四个现代化”,在中国民间迅速传播,并且推动“民主墙运动”走向了高潮。在民众盼望民主改革的风潮下,西单民主墙一时成为政治舆论的中心,其影响力也很快扩散。
四十年后回想这场运动,魏京生结合世界的局势进行了概括:
“北京民主墙一起来之后,马上莫斯科也有民主墙,华沙、布拉格也有民主墙,巴黎也有民主墙,最重要的是,台湾也有民主墙。从民主墙,到天安门,一直到89年,实际上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得共产党阵营一下垮掉了一大半。”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酉潭在会议上认可了民主墙运动对台湾现代民主运动的重要影响。他也从台湾实行民主的经验指出了民主化的重要性,
“明确地讲,政治现代化,没有民主化,没有办法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民主制度被形容为“The Least worst”,就是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还找不到比民主更恰当的政体。”
与会者中有不少从民主墙时期就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异议人士,包括“启蒙社”发起人黄翔、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等,他们更多地谈到了民主墙运动对中国此后四十年民主运动的影响。
王军涛认为,民主墙运动的影响力突出表现在80年代,
“到80年代,应该说,中国整个民间运动就是民主墙的这批人在推动,从80年竞选,到后来中国出现了很多沙龙和刊物,都是民主墙在延续。”
他尤其提到了民主墙运动对89六四学运的影响,
“到了1989年,中国出现了一场政治决战和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民主墙的意义第一次非常鲜明地显现出来,魏京生先生一夜之间就被人们公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
王军涛多年来一直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成员,每周到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示威抗议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并称之为茉莉花行动。就在这次会议的当天晚上,留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还举行了第408次茉莉花行动。王军涛说过,这是街头革命的重要形式。
在会议现场,王军涛说,民主墙运动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民间力量的重要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政治进步,究竟由什么力量来推动?是靠政府呢,靠中国共产党呢,还是靠中国的民间运动?民主墙的主张就是民间运动本位。”
这次会议当晚,魏京生基金会还与全美学自联、欧盟华盛顿办公室在国会联合举办了第四届人权无疆界图片展。魏京生在展览开幕式上,向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Marcy Kaptur)颁发了人权自由卫士奖。今年6月4日,卡普图尔议员与其他议员在众议院联合提出了“反制中共影响力法案”。
(记者:王允 编辑: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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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以后,我把同徐文立的谈话情况写了报告,读者来信部那位记者也把他奉命和西单民主墙的联系情况写了报告,交了上去。 ... 韩英说,他同王军涛和韩志雄谈过话:“他们同我们 ...
民主墙运动改变了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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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c 2018 — 1978年底,当时的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镇压正在蔓延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并且已经放出了信号。 ... 王军涛认为,民主墙运动的影响力突出表现在80年代,.
方冰:回顾北京民主墙运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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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ept 2003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些关心中国国家大事的普通公民在一起聚会讨论民主问题。会议之後,人们在西单张贴大字报的一堵墙成为著名的民主墙。几天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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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谈西单民主墙 from www.r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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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首咏史】七十三:西单民主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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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台
https://www.ntdtv.com › 2008/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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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 从七六四五天安门初次联手,到西单民主墙以及创建最大的民间智库系统,直到八九六四屠杀后被指为学运黑手被判刑十三年。 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 ...
现在还要第五个现代化吗
魏京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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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二十年前的十二月五日, 我在著名的西单. 民主墙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 大字报” , 《. 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及其它》 。 二十年来,. 大多数人一谈到西单民主墙, 脑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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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民主墙——民主运动之根光传媒| 传播真理追求自由
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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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四五”运动和七九”民主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者从当年的政治思潮分析了文革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经济改革派与”七九民主墙”一代政治改革派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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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民主墙”徐文立谈中国民主:意识更进步,环境更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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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民主墙”徐文立谈中国民主:意识更进步,环境更恶劣https://t.co/1V6pQQOu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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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文网
X · VO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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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民主墙”徐文立谈中国民主:意识更进步,环境更恶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宣布收藏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立狱中及平生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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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民主墙”徐文立谈中国民主:意识更进步,环境更恶劣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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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谈西单民主墙 from www.aboluowang.com
“西单民主墙”徐文立谈中国民主:意识更进步,环境更恶劣. 【阿波罗新闻网2024-02-14 讯】. 资料照:上海街头的一个巨幅宣传牌。(2023年4月10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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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單民主牆」徐文立談中國民主:意識更進步,環境更惡劣
美國之音粵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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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ours ago —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日前宣布收藏中國老資格民主人權活動家、學者徐文立獄中及平生文獻,並整理編目之後對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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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 緬懷陳子明 - Google Book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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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 明鏡出版社 · 2015 · Political Science
... 民主墙时期。西单民主墙是四五运动的继续。“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又贴出了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节,纪念碑上的政治 ...
谢选骏全集第124卷 - Page 479 - Google Book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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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ques & Collectibles
... 谈了废除终身制的想法。胡乔木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记得,是在 1979 年 ... 西单民主墙的几万字长篇报道。当时,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在会上也为民主墙叫好,我当时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9-2008)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新自由主义中国化?: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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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 (Zhang kun) · 2024 · Political Science
... 西单民主墙上。《今天》杂志第二期就展示了其惊人的野心:许诺定期发行、邮局投递,使得全国皆可订阅。 1979 年 1 月下旬,8 家民间刊物和团体自发组成“联席会议”,以便 ...
中国当代文字狱编年录(第一卷)囚徒列传:从王实味到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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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 · 2021 · History
... 民主牆運動」遭到鎮壓。1979年12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禁止「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也在次年初被迫停刊。 1980年10月,王軍濤與胡平、張煒作為北大學生的三名 ...
中国危机路线图 - Page 143 - Google Book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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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伟平 著 · 2016
... 西单民主墙要求民主等第五个现代化而遭遇长期关押的魏京生先生,有因起草《08 宪章》 ... 王军涛先生,有在国内开道德面前,在民众的心中,不过是一个乞丐,一个骗子和一个沾满 ...
当代中国评论 (2023年夏季刊): Contemporary China Review (2023 Summe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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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 · 2023 · History
... 西单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长文《论言论自由》。1980 年参加地方 ... 王军涛十六人联名,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对国际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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