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s 'Liberation Day' Tariffs: Fair trade or global trade war?

基辛格：他和他的世界秩序俱往矣 【专栏 2023年度报告】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6637?archive More 喜欢围棋的基辛格，有哪三个“另类”之处？ 作者：时间：2023-12-04 09:22:39 《凤凰大参考》｜出现下一位“基辛格”的可能性很小 拜登、特朗普外交政策与基辛格差距在哪？王逸舟揭秘“外交魔术师”神奇之处 作者：时间：2023-12-02 22:07:19 凤凰大参考｜王逸舟谈基辛格外交：想象新的余地和可能 时殷弘：基辛格最重要的遗训是什么？ 作者：时间：2023-12-01 12:45:35 凤凰大参考丨晚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察觉到了什么？ 拜登、特朗普外交政策与基辛格差距在哪？王逸舟揭秘“外交魔术师”神奇之处 凤凰大参考 2023年12月02日 22:07:19 来自北京市 324人参与66评论 核心提要 1. 国际社会对于基辛格逝世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反应：中国民众表示深切哀悼，但巴勒斯坦民众及声援者却在欢呼。王逸舟认为，作为当代最有名的外交家之一，基辛格身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复杂性，以及身上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正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谓“极端的年代”所具有的两极冲突的体现。 2. 王逸舟认为，基辛格为世界留下了三种宝贵遗产。第一种是外交遗产，基辛格将外交视为一种艺术，发掘了外交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张力：既可以不择手段，也可以巧妙迎合；第二种是均势遗产，他同样善于在铁腕与和平的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第三种遗产是基辛格创造的历史本身，当下我们面对现实冲突时仍能引起共鸣。 3. 王逸舟指出，基辛格的盲区和毛病是忽略了国际制度、多边主义或小国利益。但是他也让人看到了外交的塑造作用，启发了更加全面的外交观点。作为一种巧实力、智慧、想象力，和在不可能中发现可能性的艺术，外交其实还有很大余地，只不过当下被强权式的简单粗暴的外交方式所遮蔽，如美国蓬佩奥式的霸凌式外交，这让外交沦为一种工具，我们要重新发掘大外交的潜力。 对话丨侯逸超 编辑丨刘锦恩 极端年代的体现：基辛格身上的张力 《凤凰大参考》： 我们今天想请您谈谈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基辛格式“秘密外交”在今天有怎样的价值？ 王逸舟： 英国有一位已过世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极端的年代》），他说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有最好的人类科技进步，也有最糟糕的两次世界大战，还列举了很多这种极端的现象。基辛格作为一个当代最有名的外交家和外交史家，他身上确实给我们体现出这种张力。他留下的外交遗产，不管是思想遗产，还是“秘密外交”的这种行动方式，都是过去这个极端的世纪在他身上的体现。在他过世短短的一天中看到的两极反应，就能够作为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点。 中国一直将基辛格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首先是由于他是中美关系破冰的一个使者。毛泽东当年用谐音称他为“寄信鸽”，意为“寄信的鸽子”，实际上表明他是中美关系破冰的一个重要使者，打开了交往的大门。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干部和公众心目中，基辛格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好的：他使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了，特别是中美关系使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 ▎ 1973年2月22日，北京，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亲切交谈。 除此之外，即使是在基辛格卸任后的几十年内，我们每一代领导人也都跟他有过长时间的深入交流，从他那里也获得了很多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并且，基辛格在解说当代中国的时候，也让中国领导人与中国公众感到了一种不同于美国某些政客及某些鼓噪“反华”的媒体的复杂深邃的态度。比如对于台湾问题，基辛格从来没有访问过台湾，也从来没有把台湾放在一个特别重要议程，这也让中国很多领导人、很多普通人感受到他对中国人民友好。 ▎ 1975年10月30日，北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邓小平。 但中国一般的公众可能并不知道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被“深恶痛绝”的，也做了很多中国民众不知道的，但是可能在道义上很可耻的、很可怕的事情。比如我看到今天巴勒斯坦民众，包括纽约的巴勒斯坦声援者为他作为一个美国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的去世而欢呼雀跃，这是多么大的仇恨。其实，未必是基辛格个人直接在巴以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他更多地是一种象征，为巴勒斯坦人对当下美国政策的不满的提供了一个宣泄出口。 再比如今年是智利领导人阿连德被暗杀50年。今年在智利从官方到民间举行了很多抗议活动，声讨50年前美国中情局指使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及对很受民众爱戴的智利民选领导人的暗杀。虽然基辛格对暗杀阿连德一事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但各种信息披露，正是基辛格直接授意中情局对许多不满美国的中美洲政权实施政变。其中，阿连德当然是最突出的一个。 ▎1975年12月，基辛格、福特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和外长马利克会面，商讨入侵东帝汶的计划 。 此外，除了特别痛恨基辛格的阴谋权术之外，我看到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曾经是美国盟友的一些国家的有趣回忆：伊朗的前国王巴列维，他说他当时特别没有尊严的请求基辛格帮帮他，而70年代后期伊斯兰革命的时候，基辛格觉得他大势已去，就完全把他踢开让他流亡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辛格也对当时的南越政权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世界对基辛格去世两极化的反应，其实也正让人感到基辛格的复杂性。他的这种复杂性使我感受到他身上的张力：既让人爱，也让人恨。 这在全世界的外交官中并不多见。比如蓬佩奥、特朗普，很难看到他们还有什么让人觉得喜欢的地方。而基辛格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他们。这个百岁老人的过世，包括他一辈子大量的著述与外交成就，将持续使人兴趣盎然。 ▎ 2021年4月24日，北京，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图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通过视频致辞。 基辛格留下了三种遗产 王逸舟： 我个人觉得，基辛格留下了三种重要的遗产。 第一个遗产是外交的。他身上体现出外交作为一种权术——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艺术”——所具有的极大的潜力和张力。 不管是外交方式上的不择手段，还是他通过巧妙迎合对手最终实现的外交目标，都达到了任何国家任何外交官在这方面的极致。所以，当人们提到外交是一种艺术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基辛格的名言，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实践。 外交作为一个重大的手段，作为当代的一种突出的国际交往的方式，是他身上留下的重要的遗产。 另一个遗产是均势的。 基辛格确实在当代均势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为各国的外交史所铭记，提供了政治家、战略家们奉行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可以说是当代在这方面的一个鼻祖，他身上有着德国的基因。而早年他对于欧洲著名政客，如奥地利的梅特涅、德国的俾斯麦等在18、19世纪纵横捭阖的人物有非常精深的解读，所以他身上也留下了丰富的均势遗产。我们每现在讲到他一个重大成就，仔细想想都是在两极之间找回了一种特殊平衡。比如他曾因推动美国撤出越南获得诺贝尔奖，但其实也是他当时帮助尼克松在越南实行最大规模的轰炸，并造成了很多人死亡。 ▎ 1975年，基辛格与福特总统秘密批准让美国支持的印尼军队入侵东帝汶。超过10万东帝汶人口被饿死。 他让当时的越南人在接 受他的和平提案或者撤军提案之前，先让他们感受到了最可怕的轰炸、最残酷的来自美军B-52的打击。 他把这两种手段都做到了极致。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与北越外交官黎德寿会面。他们的谈判达成了美国在越南停火的协议。两人共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但黎德寿拒绝领奖。 包括他在中东的外交，比方说他对埃及的萨达特或者是叙利亚的阿萨德这些领导人，心里其实非常厌恶的。基辛格尤其是非常不喜欢阿萨德，但是他又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朋友，让他们觉得美国是在为他们着想。他用欺骗的手段，最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使美国在中东实现了某种平衡。他不是单纯的去说好话、办好事，他一定是让对方感受到恐惧，再实施他的手段。 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往往觉得他是中国的老朋友。其实基辛格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讲，他有时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好客、对友谊的执着感到很困惑。因为他并不真的是中国人民心目中那种两肋插刀、始终如一的友好使者，不是。他只是从利益的角度看，当时美国需要跟中国拉近关系，需要在与苏联的博弈对抗中间来分裂削弱苏联的力量。 而且，关于他在当代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他曾一再表明他并不是所谓“亲大陆”，而只是因为台湾太小了，美国人必须要顾及重大的中国崛起，将此作为美国最大挑战的大的视角，而不要因小失大。他始终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复杂的一种挑战。他也非常清晰的辨识出俄罗斯的位置，虽然他对于普京也很感兴趣，但是他很清楚地看到，普京的俄罗斯实际上处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衰败的轨道上，对美国来说它仅仅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能构成一个全方位的未来式的综合性挑战，而中国在他看来是这种全方位的综合式挑战。所以说到底他并不是拜登、奥巴马。奥巴马、拜登这些人很不喜欢他，但是他跟特朗普又有某种心灵相通之处，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或者让美国在这种看上去很糟糕的、衰败的轨道中间，不要犯更大的错误。 ▎2017年5月，基辛格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特朗普曾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拜访过基辛格。 他的这种为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而避免被其他的大国、其他大的事件、其他大的冲突地区所误导的“走钢丝”式的努力，常常被人们后来简单的概括为“均势”，其实可以说是过于简单化了。均势背后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或者是国力的对冲与平衡，它包含了特别多的因素，是另一种我们需要看到的他留下的外交遗产。 基辛格的伟大的遗产还包括了他所创造的历史。像中美对话和解、越战、美国巨大创伤难题的消弭，包括中东当下看到的巴以冲突中人们的束手无策，看到这样一些人们眼下的焦虑、眼下的无奈、眼下的愈演愈烈的对抗式冲突，人们不禁想起基辛格这位智者。他的外交遗产中的可以挖掘的价值，仍然值得回味和思考。 今天我们还需要外交吗？ 王逸舟： 还有一个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个人很不喜欢他“秘密外交”，有的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杀人如麻，很多完全是很暗黑的东西，甚至暗黑都不足以形容那种可怕。但是他有一种逻辑跟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他觉得国家的这种所谓的道德——如果说有道德的话——跟普通人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他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政权，国家的法存在的意义，一切都以他所追求的根本的力量为宗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坏事情在国家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开展：暗杀、牺牲盟友或欺骗对手。但是背后又有一种让人很着迷的点，他确实是个新旧时代的一种复合体。他的身上又体现出某种新时代的、让人觉得很有趣的、就我个人而言很喜欢的东西。 我记得在20多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小布什的战争内阁提出了很委婉的批评，书名是“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 当时的布什内阁就被认为是战争内阁，铁三角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当时几乎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上的霸凌式的美国强权——山姆大叔挥舞大棒子在中东各地打。 他提出了一个疑问，提出了一个批评，虽然很委婉，他说美国还需要外交吗？换句话说，他把外交看成是一种远比军事手段，比单纯的强权霸凌要复杂得多的一种东西，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是很有意思的。 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民粹主义高涨的环境下，在全球化停滞时期普遍的排他、以大欺小的霸凌行为。军事上使用蛮力的风气上升，使得外交在现在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甚至是陪嫁或者是奴仆。 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可以重复基辛格的这个问题——外交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外交吗？在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在力量，特别是军事的、经贸的、器物的力量看上去很流行的同时，作为一种巧实力，作为一种智慧，作为一种想象力，就是在不可能中发现可能性的这种艺术——我们叫外交——它还有多大的余地？ ▎1971年访问中国期间，基辛格与助手在起草公报途中打乒乓球消遣。 我觉得基辛格的遗产给人们一个巨大的想象的空间，我们还应当继续发掘外交。 外交实际上有巨大的空间，只不过当下被迷雾、被阴影，被某些这种霸凌式的或者强权式的，或者是崇尚单纯力量型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所掩盖、压倒、遮蔽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基辛格的思想中间，其实还有一种对未来世纪有启发的观点，虽然他自己对于制度不屑一顾，对于全球主义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很少使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多边机制。 但是我个人认为， 也许他很不喜欢外交的另外一面，但是他无形中启动了它们。 就是外交在新世纪的塑造作用和主导力 ，随着技术进步、人类知识的提升、教育水平的发展，外交的价值未来实际上有更大的空间。 人类的进步，哪怕有曲折，哪怕有短时间的回转、逆转，但是包括像道义、像制度、像外交，在人类进步长河中间，类似于康德主义，或者我们古人所说的“大道”，孙中山所说的这种“潮流”，实际上还是会激励着外交积极的一面。 《凤凰大参考》： 我感觉到其实和您上次讲的外交金字塔概念有点像（王逸舟曾在5月的专访中提出，外交决策层属于塔尖，而地方外交、民间外交属于塔身。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外交体制是多层级的。塔尖要特别高，塔基要宽大，塔身要非常厚，各个层级要衔接好——编者注），其实在现在越来越民主化的一个时代，外交的维度会变得更多，或者说它发挥作用的方面会变得更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逸舟： 是的，而且我自己平时看基辛格的作品，发现其实他有盲区的。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均势论的推动者、实践者，他确实忽略了国际制度、多边主义或全球化所包含的某些新的动能、新的要素，这很复杂。 对于全球的进化过程，全球制度的巨大潜力，包括进化——从传统的尚武到后来外交的复杂转型，再到未来人们的道义、人们的教育和新的时代意识进化，这个过程基辛格他是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觉得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历史的循环，看到大人物的纵横捭阖，看到秘史里的心机，但是实际上他给人看到了外交了不起的塑造作用，看到外交在新的时代转型的价值，这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回味。 《凤凰大参考》： 我感觉到他的书虽然叫《大外交》，但是从这个维度来看其实还不够大。 王逸舟： 对，我们不能犯类似像特朗普这种错误，就是追求片面的蛮力、实力，或者是外在的器物力，如军舰、GDP等的狠劲。其实从基辛格身上你能读到非常睿智、非常复杂、潜力无限的想象力。这对大国的领袖，大国的外交思想，大国的公民很有启发。这方面我们不要学美国的那种蛮力，以及蓬佩奥之流的这种霸凌。 基辛格实际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他对全世界的小国、弱势群体、平常看不见的阶层，都是不屑一顾的。 他看到的都是那些大的力量。但是你又觉得他所创造出来的神话，创造出来的巨大外交奇迹之中本身包含了跟初衷可能相反的效果，包含了巨大的潜力。相比时下很多很简单化的结构、策略或者手法，我觉得让人感觉到有趣并值得回味地方还很多。 《凤凰大参考》： 谢谢王老师。 喜欢围棋的基辛格，有哪三个“另类”之处？ 凤凰大参考 2023年12月04日 09:22:39 来自北京市 49人参与12评论 核心提要 1. 中国对基辛格的态度往往是肯定其在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的功绩，认为他是中美关系改善的“桥梁”。然而，基辛格的功绩其实更多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非基辛格个人的对华友好态度。在去世前，基辛格甚至曾表达出中国崛起会冲击全球权势格局的担忧，并建议美国考虑联合俄罗斯以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 2. 相较于中国，美国对基辛格的态度复杂得多。美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政客肯定基辛格退出越战、与苏联搞缓和的政策，但对基辛格有些无视美式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基辛格是应该被起诉的“战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对基辛格用权力思维制定美国外交的做法深表赞同，但对基辛格与苏联大搞削减美国核武库的缓和政策非常不满，甚至攻击其“叛国”。 3.基辛格思想的另类之处在于，第一，基辛格非常反感把美式价值观和道德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更反对以价值观来指导美国外交。第二，基辛格反对“解决”（solve）危机，更喜欢“管控”（manage）危机。第三，基辛格喜欢将对历史的认知灌注到他的外交决策中，他的政策主张带有明显的“历史感”。 4. 同时，在美国当前坚定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时势”下，出现一位新的“基辛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本来就被美国主流外交界所排挤，在当前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在对华政策方面“鹦鹉学舌”式强硬的背景下，出现基辛格这样既具有人格魅力又具有政治魄力的外交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作者丨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北大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孙冰岩 编辑丨刘锦恩 基辛格去世后，中国和美国都对其外交思想和遗产进行总结、悼念。美国媒体对基辛格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式的。美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政客肯定基辛格退出越战、与苏联搞缓和的政策，但对基辛格有些无视美式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基辛格是应该被起诉的“战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对基辛格用权力思维制定美国外交的做法深表赞同，但对基辛格与苏联大搞削减美国核武库的缓和政策非常不满，甚至攻击其“叛国”。美国战略界承认基辛格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深度与经验，但大都基于各自的美式政治价值对基辛格的功过表达出非常复杂的态度。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功绩是时势造就的 与美国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对基辛格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敬意和温情，因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都是积极和正面的：首先，在中国人看来，基辛格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探路者。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访华行程，为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打下基础。中美关系从此进入四十多年的“接触”期。就此而言，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现代化的撬动者；其次，基辛格在离开白宫后继续扮演促进中美战略沟通、连接中美高层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在中美关系出现下行、高层交往骤减的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频繁来中国倾听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并将这些观点带回美国政界和学界，是中美高层继续进行隔空对话的“传声筒”。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桥梁作用，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有效地运作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基辛格在本次中美旧金山首脑会晤的前期沟通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传话”作用。可以说，无论基辛格的功过是非有多复杂，其对于中美关系、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功绩是确定的、正面的，其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媒体对基辛格抱有温情和敬意的原因。 ▎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但是，如果跳出中美关系来更全面地分析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改善的意义，可以发现基辛格的功绩更多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非基辛格个人的对华友好态度。基辛格确实领导参与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活动，但其改善对华关系的动机，从目的来说是维持美国的权力优势，从政策方法来说，是执行联合中国制衡苏联的权势战略。 在上世纪70年代，冷战处于苏攻美守阶段，美国需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大国来共同制衡苏联。在中苏进入敌对状态以后，中国领导人同样在考虑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包括改善对美关系的调整。在这样的时势下，中美关系在70年代初的改善实际上是具备充分的国内政治、国际形势条件的。因此，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多地源于当时美苏冷战的背景、中苏关系的敌对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此而言，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成就更多是“时势”所造，而非尼克松政府或基辛格本人对华友好的个人意愿。 ▎ 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H·霍尔德里奇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面。 事实上，基辛格的对华政策不能片面地被解读为友好政策。基辛格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本是现实主义的，其目标是维护美国的而非中国的权势和利益。基辛格向美国政界解释中国，是希望美国高层在熟悉了解中国的情况下更好地指定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其对华政策无论是友好还是强硬，都是基于维护美国权势这个目标的。基辛格担忧台海地区成为引爆中美军事冲突的火药桶，主张中美就台海问题进行对话，甚至倡导中美达成第四个涉台联合公报，其目的是维持美国既无须为台海介入大国战争又维持台海稳定“现状”，而非促成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 在2018年与特朗普见面时，基辛格对特朗普表达出中国崛起会冲击全球权势格局的担忧，他建议特朗普考虑美国采取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政策，最好是联合俄罗斯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在去世前，基辛格在文章中对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给出建议，认为美国要继续防止全球各地区（包括印太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暗指中国），暗示拜登政府在联合印太“伙伴”共同制衡中国时，不能只根据价值观选择美国的盟友。基辛格的这些观点说明，其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大国权力制衡，出发点依然是维持美国的霸权权势。只是他的制衡思想比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更少意识形态敌对色彩，更具有风险管控意识，更具有操作上的回旋余地。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另类”在哪儿？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使其在美国外交史中确实显得非常“另类”，这些“另类”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基辛格非常反感把美式价值观和道德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更反对以价值观来指导美国外交。基辛格认为，以美式价值观指导外交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和错误，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基辛格的有些外交决策引起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信仰者的极度不适和反感。例如，为加强美在越战谈判中的筹码，基辛格支持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轰炸，为避免伤害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基辛格对巴基斯坦军队70年代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的大规模屠杀熟视无睹。基辛格对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在采取残忍军事行动时表现出的坚决，在其退出政界后仍受到美国学界的批评挞伐。 ▎在接到尼克松总统的电话后，基辛格监督了对柬埔寨的空袭，恰逢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谈判开始。 第二，基辛格反对“解决”（solve）危机，更喜欢“管控”（manage）危机。基辛格认为，很多国际冲突和危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解决，美国应该对危机进行管控，维持其引而不发的状态。美国外交官也不能自作聪明地设计彻底解决国际危机的方案，并利用美国的强权去推进这些方案。基辛格喜欢在外交过程中“顺势而为、依形而动”，而不是提出一劳永逸的方案（这也许是基辛格推崇中国“围棋”思维的思想根源）。因此，基辛格的外交思路是“负反馈”式的，他反对美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世界秩序或规则（就像威尔逊总统所做的那样）来维持世界和平，也不主张美国轻易对一些已经运行很久的稳定秩序进行打破，而是主张在均势被打破或接近临界点，或者冲突已爆发的时候，采取维护均势和管控冲突的做法。 ▎ 2015年3月，年逾九旬的基辛格在北京参加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专程与中信董事长常振明讨论围棋之道。 基辛格曾用围棋阐述了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差异之处：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第三，基辛格喜欢将对历史的认知灌注到他的外交决策中，他的政策主张带有明显的“历史感”。基辛格喜欢历史，从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就撰写关于历史的论文，到后来在哈佛读博士时还在撰写关于历史的论文。基辛格喜欢欧洲外交史上著名的权势均衡大师，如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英国的卡斯尔雷子爵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对他们的均势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高度赞扬。 对历史的研究使基辛格对道德的虚弱带有悲观的判断，对权力的必然带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崇拜（基辛格曾说“权力是最极致的春药”）。但这种历史感让基辛格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处理对华事务时，具有其他美国政客所不具有的先天优势，这种优势是外交中的“润滑剂”，让中美关系在1972年的改善更加顺利自然。历史感让基辛格不简单地以“共产主义国家”来看待中国，他更能通过多元视角看中国，抱着尊重的态度倾听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历史感让基辛格明白，任何协议的达成都需要基本的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使基辛格在与中方谈判1972年上海公报时愿意在文本上做出调整；历史感让基辛格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复杂的，这使基辛格不会像其他政客那样在对华认知方面“过早闭合”，以自信自傲的态度相信自己已经“认清”中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方面，基辛格从未终止他的认识演进之路，始终在基于新的认知修正其对中国人、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看法，始终拒绝以麦卡锡主义式的思维来解读中国的政策和意图。 ▎ 1972年2月28日，基辛格在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谈论上海公报。公报内容在台海问题上达成了重大突破，宣称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正因为基辛格的这些“另类”特点， 笃信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主流对基辛格并不“感冒”，他们表面上尊崇他为外交元老，私下里却诋毁非议他、抨击他甚至试图遗忘他。 基辛格离开白宫后，其后来提携的外交政策界的后辈如Ashley Telis等人，并没有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的主流，反而是被两党的外交决策精英不断排挤，在美国外交界处于越来越边缘的地位。 ▎基辛格去世24小时后，拜登发表声明悼念基辛格，称两人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出现分歧，但赞扬基辛格有敏锐的智慧和深远的战略定力。 对中美关系来说，会有下一个“基辛格”吗？ 基辛格改善中美关系的贡献被中国人民铭记，是美国外交战略调整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产生共鸣的结果，是时势使然。在美国当前坚定对华战略竞争、在各领域全面布局对华打压措施的“时势”下，出现一位从结构上改善中美关系的新的“基辛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本来就被美国主流外交界所排挤，在当前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只会在对华政策方面“鹦鹉学舌”式强硬的背景下，出现基辛格这样既具有人格魅力又具有政治魄力的外交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然而，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还包括另一方面，即在中美高层交流中扮演的桥梁作用。无论中美关系走向更危险的敌对还是重复1972年的缓和，中美高层都是需要“桥梁”来沟通战略意图、交换意见、进行再保证、消除误判、构建合作的，“桥梁”是中美关系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就此而言，未来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桥梁作用的新“基辛格”依然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因此，只要“桥梁”持续存在，中美关系就永远存在可能改善或向好的一天。 时殷弘：基辛格最重要的遗训是什么？ 凤凰大参考 2023年12月01日 12:45:35 来自北京市 628人参与20评论 编者按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作为世界闻名的战略家，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哪里？他的思想有哪些学术背景？这些思想对于中美竞争有何启示？《凤凰大参考》特约中国知名战略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解读。 编辑 | 侯逸超 基辛格博士是思想和判断力非常强健的经典现实主义者。我曾就经典现实主义的政治伦理写过五条，其中两条我认为用在他身上殊为适当。 首先，现实主义政治伦理是责任伦理，正如马克斯·韦伯赋以此名，并将它与“绝对伦理”（个人伦理或寻常伦理）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那样。至迟自洛克以来，现代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或政治行动决定者被认为不是自主自在的行为体，他们作为这样的角色只是责任人、受托者，亦即共同体所赋政治使命的载体。政治统治者或领导者肩负责任——对共同体的责任；必须念念不忘这类责任和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共同体的后果，不能任性而为，不能放纵抒发自我或“想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听命于自己的利益、激情或一时兴致。因此，现实主义政治伦理几乎可以凝结为一个词——“审慎”：审慎如汉斯·摩根索所说是最高的政治美德，审慎就是念念不忘对共同体——国家权力委托者——要负的莫大责任。 第二，经典现实主义政治伦理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那就是认人类政治事务是悲剧性的：人世间事多有道德两难，政治事务尤其如此，因为它们经常使得政治行动者不得不面临政治必需，从而不得不做出道德上可疑甚而不义的事情。作为道德或大致道德的个人，他们在认可、提倡或做出道德上可疑甚而不义的政治行时，唯一的良心安慰乃“国家理由”，亦即保护或促进共同体的紧要利益是另一种德行，其惠及范围更广，意义更远。然而，他们同时又并非那么悲观。政治上审慎，勇于为共同体利益负责，总是按照实际的具体形势做出具体评判和决定具体方略，加上为之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勤勉不懈，就可以或可能使人世变得好一些，甚至有时比非如此好得多。 在显赫的经典现实主义者中间，20世纪初以来很少有人像基辛格博士那样频繁和着重强调均势的重要，对维持国际稳定和安全的莫大意义。 然而，有别于另一位甚至比他还显赫的经典现实主义者克劳塞维茨，他较少展示均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较少说明造就均势的某些手段（特别是同盟和军备竞争）的一种辩证效应，即侵蚀均势甚而最终倾覆均势。我觉得，他在最后一些日子里，在中美竞斗总的来说愈演愈烈的情势中，显然察觉和高度重视这辩证效应，警告其中包含的巨大危险。他忠于美国，又是中国的老朋友，他的这一临终警告无疑是他智慧的闪耀，也是他的最有意义的遗训之一。书评：基辛格《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研究》 麦克米伦：这位美国政界元老在新书中分析了六位世界领导人，并用他的丰富经历论证：领导人个体及其治国才能，有时可以决定历史。 对照英文收藏 更新于2022年7月11日 10:20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在如今的新闻议程中，铺天盖地的都是讨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发动的战争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抵抗，以及质疑乔•拜登(Joe Biden)是否能维系西方联盟的团结，或习近平是否会向俄罗斯施压以达成和平。 个体在塑造历史事件进程中重要吗？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重要，他在新书中用案例研究和自己的经历论证道：领导人个体，以及他或她的治国才能，有时可以决定历史。当然，如果他们身边有最优秀的顾问，会更有帮助。 徐瑾：如何评价基辛格？中美关系在他之后走向何方？基辛格的思想资源更偏向欧陆而非美国，他的时代毕竟早过去了，他所期待的国际秩序很难实现。 FT中文网财经主编、公众号econhomo主理人 徐瑾 关注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1527?archive 观点 伪君子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the Hypocrite BEN RHODES 2023年12月1日 MICHAEL AVEDON/AUGUST Henry Kissinger, who died on Wednesday, exemplified the gap between the story that America, the superpower, tells and the way that we can act in the world. At turns opportunistic and reactive, his was a foreign policy enamored with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drained of concern for the human beings left in its wake. Precisely because his America was not the airbrushed version of a city on a hill, he never felt irrelevant: Ideas go in and out of style, but power does not. 要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讲的故事与其实际所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周三去世的亨利·基辛格堪称范例。时而机会主义，时而被动反应，他在外交政策上全情投入于权力的行使，对被其抛弃的人类漠不关心。正因为他塑造的美国并非经过粉饰的山巅之城，他从不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思想会盛行也会过时，但权力不会。 From 1969 to 1977, Mr. Kissinger established himself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unctionaries in history. For a portion of that time, he was the only person ever to serve concurrently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two very different jobs that simultaneously made him responsible for shaping and carrying ou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f his German Jewish origins and accented English set him apart, the ease with which he wielded power made him a natural avatar for a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that grew and gained momentum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like an organism that survives by enlarging itself. 从1969年到1977年，基辛格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官僚之一。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唯一一个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人，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他既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虽然德国犹太血统和带有口音的英语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但对权力的运用自如还是使他成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天然化身，这一机构在整个20世纪不断发展壮大，仿佛成了一个依靠自身扩张而生存的有机体。 Thirty years after Mr. Kissinger retired into the comforts of the private sector, I served for eight years in a bigger post-Cold War, post-Sept. 11 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 As a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ith responsibilities that included speech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s, my work often focused more on the story America told than the actions we took. 在基辛格从公职退休进入舒适的私营部门30年后，我在后“冷战”和后9·11时代更为庞大的国家安全机器里服务了八年。作为副国家安全顾问，我的职责包括撰写演讲稿和事务通讯，我的工作往往更侧重于美国所讲的故事而非美国的所作所为。 In the White House, you’re atop an establishment that include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d economy while holding the rights to a radical story: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But I was constantly confronted by the contradictions embedded in American leadership, the knowledge that our government arms autocrats while its rhetoric appeals to the dissidents trying to overthrow them or that our nation enforces rules — for the conduct of war,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nd the flow of commerce — while insisting that America be excused from following them when they become inconvenient. 在白宫工作意味着站在体制的顶端，而这个体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还掌握讲述一则激进故事的权利：“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但我始终面临着根植于美国领导层的矛盾，即明知道我们的政府武装了专制者，同时我们的言辞又在吸引异见者去试图推翻专制者。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推行规则（包括对战争行为、争端解决和商业往来），并在规则带来麻烦时坚称美国可以成为拒不遵守的例外。 Mr. Kissinger was not uncomfortable with that dynamic. For him, credibility was rooted in what you did more than what you stood for, even when those actions rendered American concepts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id. He helped extend the war in Vietnam and expand it to Cambodia and Lao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rained down more bombs than it dropped on Germany and Japan in World War II. That bombing — often indiscriminately massacring civilians — did nothing to improve the terms on which the Vietnam War ended; if anything, it just indicated the length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go to express its displeasure at losing. 对于这样的撕扯，基辛格并不纠结。在他看来，声望的根本在于作为而非主张，哪怕其作为已经彻底违背美国的人权理念和国际法。他帮助扩大了越南战争，让战火烧到了柬埔寨和老挝，美国在那里投下的炸弹比“二战”中投向德国和日本的还要多。那些轰炸——通常是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对于结束越战的谈判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一定要说影响，那就是它表明了美国为了表达对战败的不满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地步。 It is ironic that this brand of realism reached its apex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a conflict that was ostensibly about ideology. From the side of the free world, Mr. Kissinger backed genocidal campaigns — by Pakistan against Bengalis and by Indonesia against the East Timorese. In Chile he has been accused of helping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a military coup that led to the death of Salvador Allende, the elected leftist president, while ushering in a terrible period of autocratic rule. The generous defense is that Mr. Kissinger represented an ethos that saw the ends (the defea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evolutionary Communism) as justifying the means. But for huge swaths of the world, this mind-set carried a brutal message that America has often conveyed to its own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We care about democracy for us, not them. Shortly before Mr. Allende’s victory, Mr. Kissinger said, “The issues are much too important for the Chilean voters to be left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现实主义在“冷战”最激烈之时达到顶峰，而冷战是一场表面上关于意识形态的冲突。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基辛格支持了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和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智利，他被指控帮助谋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导致民选的左翼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身亡，并开启了可怕的专制统治时代。在宽容的开脱之词中，基辛格代表了一种思潮，认为结果（苏联和革命共产主义的垮台）可以将手段正当化。但对全球无数民众而言，这种思维蕴含着一个残酷的、同时也是美国经常向其已经边缘化的国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民主，而不是他们的。基辛格曾在阿连德当选前不久说，“这些问题对于智利选民而言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 Was it all worth it? Mr. Kissinger was fixated on credibility, the idea that America must impose a price on those who ignore our demands to shape the decisions of others in the future.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bombing of Laos, the coup in Chile or the killings in East Pakistan (now Bangladesh) contributed to the outcome of the Cold War. But Mr. Kissinger’s unsentimental view of global affairs allowed him to achieve consequential breakthroughs with autocratic countries closer to America’s weight class — a détente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at reduced the escalatory momentum of the arms race and an opening to China that deepened the Sino-Soviet split, integrat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the global order and prefaced Chinese reforms that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基辛格执着于声望，即美国必须让那些无视我们必须在未来影响他国决策的人付出代价。很难说在老挝的轰炸、智利的政变或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杀戮对“冷战”结果有何影响。但在全球事务上的冷血思维让基辛格在对与美国实力接近的专制国家打交道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给军备竞赛升级降温；对中国的开放则加剧了中苏矛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秩序，并开启让数亿人民摆脱贫困的改革。 The fact that those reforms were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the same Chinese leader who ordered the crackdown on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speaks to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Mr. Kissinger’s legacy. On the one hand, the U.S.-Chinese rapprochement contributed to the outcome of the Cold War and improved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merged as the principal geopolitical advers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nguard of the authoritarian trend in global politics, putting a million Uyghur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reatening to invade Taiwan, whose status was left unresolved by Mr. Kissinger’s diplomacy. 这场改革的发起人正是下令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基辛格遗产模糊黑白的本质。一方面，中美恢复邦交是“冷战”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权主义领头羊，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并威胁入侵台湾，而台湾的地位之所以悬而未决，正是因为基辛格的政策。 Mr. Kissinger lived half of his life after he left government. He blazed what has become a bipartisan trail of ex-officials building lucrative consulting businesses while trading on global contacts. For decades, he was a coveted guest at gatherings of statesmen and tycoons, perhaps because he could always provide an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why some people are powerful and justified in wielding power. He wrote a shelf of books, many of which polished his own reputation as an oracle of global affairs; after all, history is written by men like Henry Kissinger, not by the victims of superpower bombing campaigns, including children in Laos, who continue to be killed by the unexploded bombs that litter their country. 基辛格的后半生都不在庙堂之上。他为两党开创了先河，让退休官员得以建立利润丰厚的咨询业务，并利用全球人脉做生意。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政治人士和商业大亨聚会竞相邀请的贵宾，或许是因为他总能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就是有权有势，而他们对权力的行使又为何是正当的。他著作等身，其中许多作品都提升了他作为全球事务先知的声誉。毕竟，历史正由基辛格这样的男性书写，而不是超级大国轰炸的受害者，比如仍在被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未爆炸弹杀害的老挝儿童。 You can choose to see those unexploded bombs as the inevitable tragedy of the conduct of global affairs. From a strategic standpoint, Mr. Kissinger surely knew, being a superpower carried with it a cavernous margin of error that can be forgiven by history. Just a few decades after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the same countries we’d bombed were seeking expanded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angladesh and East Timor are now independent nations that receive American assistance. Chile is governed by a millennial socialist whose minister of defense is Mr. Allende’s granddaughter. Superpowers do what they must. The wheel of history turns. When and where you live determines whether you get crushed or lifted by it. 你可以选择将那些未爆炸弹视为全球事务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剧。站在战略的层面，基辛格当然知道身为超级大国，可以得到历史原谅的犯错空间是巨大的。就在越战结束的几十年后，我们轰炸过的那些国家都在寻求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孟加拉国和东帝汶现在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独立国家。智利的统治者是位80后社会主义者，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正是阿连德的外孙女。超级大国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历史的车轮是在转动的。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和地点决定了他是被碾压还是被抬起。 But that worldview mistakes cynicism — or realism — with wisdom. The story, what it’s all about, matters. Ultimately, the Berlin Wall came down not because of chess moves made on the board of a great game but rather because people in the East wanted to live like the people in the West. Economics,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movements mattered. Despite all our flaws, we had a better system and story. 但这种世界观误将犬儒主义——或是现实主义——当做了智慧。故事本身仍然很重要。说到底，柏林墙之所以倒塌，不是因为谁在大局上运筹帷幄，而是因为东德人想过上和西德人一样的生活。经济、流行文化和社会运动很重要。尽管缺陷无数，我们仍有更好的制度和故事。 Ironically, part of Mr. Kissinger’s allure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his story was uniquely American. His family narrowly escaped the wheel of history, fleeing Nazi Germany just as Hitler was putting his diabolical design into effect. Mr. Kissinger returned to Germany in the U.S. Army and liberated a concentration camp. The experience imbued him with a wariness of messianic ideology wedded to state power. But it didn’t leave him with much sympathy for the underdog. Nor did it motivate him to bind the postwar American superpower within the very web of norms, laws and fidelity to certain values that was written into the American-led postwar order to prevent another world war. 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的故事是独具美国特色的。他的家族侥幸躲过了历史车轮的碾压，就在希特勒刚开始将邪恶计划付诸实施时逃离了纳粹德国。后来，基辛格随美军重返德国并解放了一座集中营。这些经历令他对伴随国家权力而生的神圣观充满警惕。但这并没有让他对弱者产生多少同情，也没能促使他将美国战后的强权束缚在规范、法律和对特定价值观的忠诚之内，而那些价值观正是为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而被写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中的。 Credibility, after all, is not just about whether you punish an adversary to send a message to another; it’s also about whether you are what you say you are. No one can expect perfection in the affairs of state any more than in relations among human beings. Bu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aid a price for its hypocrisy, though it’s harder to measure than the outcome of a war or negotiation. Over the decades, our story about democracy has come to ring hollow to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point to the places where our actions drained our words of meaning and “democracy” just sounded like an extension of American interests. Similarly, our insistence on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been ignored by strongmen who point to America’s sins to justify their own. 毕竟，声誉不仅关乎一个国家能否杀鸡儆猴，也在于其是否表里如一。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谁也不期望国家事务的处理能尽善尽美。但美国已为其伪善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代价比战争或谈判的结果更难衡量。几十年来，我们讲述的民主故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变得空洞，他们可以指出我们的言而无信，而“民主”一词听起来就是美国利益的遮羞布。同样，我们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被那些指点着美国的罪过来为自身辩护的强人所无视。 Now history has come full circle.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a resurgence of autocracy and ethnonationalism, most acutely in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In Gaza the United States has supported an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 that has killed civilians at a pace that has once again suggested to much of the world that we are selective in our embrace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norms. Meanwhile, at home, we see how democracy has become subordinate to the pursuit of power within a chunk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his is where cynicism can lead. Because when there is no higher aspiration, no story to give meaning to our actions,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become merely a zero-sum game. In that kind of world, might makes right. 现在，历史已经重演。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专制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最大明证。在加沙，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事行动杀害平民的速度再次向世界许多国家表明，我们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国内看到了大批共和党人如何将弄权凌驾于民主之上。这就是犬儒主义会导致的后果。因为在更崇高的抱负缺失之时，没有故事来为我们的行为赋予意义，政坛和地缘政治就会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在那样的世界里，强权即公理。 All of this cannot be laid on Henry Kissinger’s shoulders. In many ways, he was as much a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s its author. But his is also a cautionary tale. As imperfect as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our story to survive. It’s what holds together a multiraci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differentiates us from Russia and China abroad. 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亨利·基辛格一人。从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国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缔造者，也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但他同样是一则警世故事。尽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国的存在离不开美国的故事，是它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并与俄罗斯和中国泾渭分明。 That story insists that a child in Laos is equal in dignity and worth to our children and that the people of Chile have the sam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s we do.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ust be a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We forget that at our peril. 这则故事始终相信，一名老挝幼童与我们的孩子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智利人民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自决权。它必须属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若是忘记这一点，我们将自食其果。 Ben Rhodes是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After the Fall: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World We’ve Made》一书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相关报道 基辛格去世：曾主导美国对华开放 2023年11月30日 基辛格去世：曾主导美国对华开放 基辛格去世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2023年12月1日 基辛格去世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基辛格：在权力殿堂里经久不衰的焦点 2023年12月1日 基辛格：在权力殿堂里经久不衰的焦点 基辛格论中国 2012年12月5日 梁京：基辛格与开放社会面临的挑战（上） 12月 5, 2023 以琳 时评 作者：梁京 来源：RFA 2023.12.05 基辛格去世后遭到的恶评之多，令研究基辛格多年的学者忿忿不平。但我相信，一个人对历史走向影响越大，就越不可能立即「盖棺定论」，而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有「公论」。这就涉及到了评论家们没有提出的一些问题：假如没有基辛格，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变吗？基辛格直接推动的巨变，究竟是令世界更好还是更坏呢？而基辛格个人，又要对其带来的重大历史后果，承担多大的道德责任或褒贬呢？ 我想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基辛格非本土出身，竟然能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与他不同于本土精英的思维、视野和手腕有关，更与美国社会超越全球的开放性有关。也就是说，基辛格是美国开放社会的产物。从建国开始，美国的成长一直得益于社会的高度开放，美国开国元勋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就是最突出的例证。问题是，基辛格的外交成就，尤其是他打开中国大门的成就，是否对美国的开放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的开放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或是风险呢？我认为这将是历史最终评价基辛格无法回避的问题。 基辛格自己应该最清楚这一点，一些人完全用贪婪和私欲来解释基辛格一直保持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是有偏颇的。读基辛格《论中国》，我认为他可能比绝大多数人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将带来东西方两种文明秩序观的文化冲突和全球战略冲突。作为一个有机会推动历史演进的知识人，他是否因看到了这种冲突的巨大危险而放弃历史给自己的机会？基辛格显然不这么想，这其实也符合中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理念。基辛格认为，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就有机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难证明事实是否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个观点反应了他对历史的积极态度。没有这种态度，他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会，但问题是，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意味著能持续把握住历史的进程。 事实上，美中从和解走上合作的进程之快，远远超出了基辛格和所有当事人的想像。为甚么会如此，有相当多的运气因素，但也有过去被忽略的深层因素。在我看来，一个被许多西方学者忽视的因素，就是非大陆的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侨社会，（如新加坡）在催化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巨大作用，一直被严重低估了。邓小平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基辛格对华人问题的分析则相当欠缺。从《论中国》一书不难看到，基辛格一方面反对以欧洲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的全球战略，自己却很难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 这个问题与当前美中冲突乃至世界秩序危机的关联何在呢？简而言之，来自非大陆的华人之所以能极大地催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基本原因在于他们大多来自「开放社会」，他们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组合，大大缓解了民主国家的开放社会与中国专制社会之间的不信任与制度摩擦，尤其是在合作的商业利润如此诱人的时 候。 中外经济借助海外华人而深度融合，开通了开放社会对中国专制社会的交流渠道。中国人的留学、移民和旅游的规模，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在很多人越来越为此而对未来更乐观的同时，基辛格看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基辛格：他和他的世界秩序俱往矣 【专栏 2023年度报告】更新于2023年12月1日 00:08 FT中文网财经主编、公众号econhomo主理人 徐瑾 2023岁似乎是一个收割之年。 投资家查理.芒格以99岁之龄去世一天之后，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在百岁去世。对于不少美国人而言，基辛格是不乏争议的前国务卿，甚至可能是一个冷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他大概是最熟悉也最友好的海外政治家，是构建中美友好关系的奠基人。 如何评价基辛格？他的遗产是什么？中美关系在他之后走向何方？ 1、基辛格的思想资源 基辛格1923年出生在德国，因为其犹太人身份，15岁时移居美国。他参加过二战，进过哈佛，也做过教授。当然，他最著名身份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参与甚至主导了中美外交破冰。在1970年代，基辛格让自己成为仅次于尼克松的实权人物，甚至在尼克松下台之后也安然无恙，以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其声誉最高点甚至有提议他参选总统的呼声。 离开白宫之后，基辛格继续穿梭于各国之间，据说来中国次数就超过百次，持续发言与著述，依靠民间外交发挥影响。从在美国政坛政策影响力而言，基辛格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及至近日肉身消亡，离开他的白宫岁月已经有接近半个世纪的遥远时间，却还是再次提醒我们，一个时代真的远去了，比如他苦心孤诣强调的世界秩序，比如中美曾经的美好岁月。 基辛格出身德国难民，青少年才入籍美国，他的英语始终带浓厚的德国口音，早年的不安定感似乎也使得他毕生对于稳定或者说秩序，有种异于常人的理解以及坚持。他心中的伟人并不是美国式理想主义人物，而是类似19世纪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那样隐匿权力帷幕后拨弄风云的人物。可以说，欧洲政治以及历史人物更符合他的趣味。对他来说不无遗憾的是，美式民主与欧洲政治到底不同，比起他在国际舞台的如鱼得水，他在美国国内始终面临激烈怀疑与抨击。 中国人看基辛格，和美国维度自然不同，有时候远观反而能赋予一种因距离而诞生的洞察。学者王缉思曾经指出一点，基辛格不是一个典型美式政治家，而朱学勤老师认为基辛格是苏秦、张仪式人物，中国人应该不陌生，“流窜于大国之间，多面、多头下注，自以为能佩六国相印”。这或许是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以及反复强调全局战略的原因，他的这种偏上层的精英视角，使得他对于美国基层民情始终有隔。一个案例是，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行情中，共和党出身的基辛格曾经认为希拉里会赢。 基辛格是老派的人，他对此从不忌讳。他心中的外交黄金时代很可能是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当时的欧洲式外交家更多是阶层认同而不是国族认同，所谓国际法也是一系列同侪妥协的结果。这显然与今日美国主流趣味不同，在2013年中欧汉堡峰会上，他就这样公开表示，“我是个老派的人，我相信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法。” 因此他的传记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认为，基辛格并不是外界批评的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主流的欧洲保守派。基辛格也曾经说过，保守主义困境在于不得不匿名进行革命。 可见，基辛格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欧陆，康德、斯宾格勒甚至伯克等人影响远远多于美国本土哲学家，欧洲政治家梅特涅的榜样意义多过二十世纪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欧陆传统的亲近，在进步主义流行的美国，基辛格的格格不入可想而知，甚至不乏异乡人之感。 2、21世纪国际秩序的挑战 基辛格毕生强调重建国际秩序。那么，国际秩序本质是什么，他理想中的秩序又是什么样的？ 什么是秩序？其实秩序也可以理解为，人们理解的世界运行规则，对此他们自愿或者被迫予以遵守；而不同区域的人，其实对于世界运行规则的感知和想象也不同。因此，世界秩序，也可以看作一种普世性质的国际秩序。现代性冲击在全球展开以来，各国的国运往往取决于与这一普世性质的国际咨询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一个人的认知确实决定自身的格局。 21世纪全球事务面临全新的挑战，因为过去无缘见面各自安好的力量都在碰头聚合，酝酿新的冲突与动荡。基辛格认为，目前国际社会的诸多乱象，都在于缺乏一致的国际秩序。在基辛格92岁的时候，他还在思考世界格局，写出了《世界秩序》一书。他认为国际秩序的不清晰，事实上导致一些乱局症结， “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那么，新时代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新时代的国际秩序应该有这样的特点：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 就当下全球形势的现实而言，离开美国来谈国际秩序，不啻空谈。从美国外交角度看，目标很美好，前途却很坎坷。美国必须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毕竟，即使强大如美国，也需要盟友，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完成的。 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和美国如何相处，基辛格又如何看中美差异？ 3 、基辛格看中美 基辛格回忆，1971年首次访问北京时，他感叹，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周总理回答说：“你们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一旦你们熟悉了它之后，它就不会像以前看起来那样神秘了。” 这种神秘感，其实就源自不了解，基辛格认为，如今的情况也一样，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努力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遵守的新秩序。 和很多友好人士一样，基辛格喜欢将中美两国差异主要归因为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曾经有一个经典比喻，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棋势优劣外人很少一下子看得明白，而西方则是国际象棋，其目的是把对手将死，令对方走投无路。他断言说，“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 不过，基辛格倒是洞察二者都有将自身当作例外的习惯，“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那么，中美之间对于秩序的理解差异，如何塑造21世纪剩下的历史？21世纪据说是中国的世纪，作为全球经济第二的中国，当下地位举足轻重。中国人如何看中国，与世界如何看中国，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秩序的理解差异，只能在熟悉之中消除神秘感。 我曾经在《徐瑾经济人》多次说过，美国，需要基辛格这样外来者的审视，才能更全面，中国何尝不是这样？透过外国人的观察，审视我们自身，无论准确与否，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信息和角度。 基辛格说，他也不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反过来说，中国也许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但是也应该了解美国人的观点。 可以说，基辛格的基本盘是国际秩序，重建国际秩序也是他念兹在兹的呼吁，而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他成为美国国内最活跃”拥抱熊猫”派，也被中国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正因此，他多次强调强调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他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4、基辛格身后时代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承认，一系列变化正在发生，无论怎么样的人物，都需要面对自己的退场。 坦白说，基辛格的时代毕竟早过去了，就像比他成名更早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坎南就曾经感慨，人不应该活得那么久，否则就会不断目睹自身被时代抛弃的残酷进程。 比如，无论基辛格如何呼吁发声，他所期待的国际秩序很难实现，至少很难按照他想象中那样依靠领导力就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秩序的高塔不断在倾废，昔日能够掌控民意、落实战略的领袖们一一远去，等级化的精英社会正在瓦解，取而代之是一个更民主更草根的时代。 社交媒体引爆的众生喧哗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迭代更使得基辛格不安恐惧。毕竟，基辛格的同侪们已经离去太久了，他们所构建的格局与秩序也自然与时代不再兼容。近些年来基辛格的呼吁虽然还有人听，但听众更多在美国国外而不是美国国内。如今，百岁的离开，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当我们回顾历史，在桩桩件件大事面前，很容易感到眩晕甚至迷惑。是看不见的趋势主宰了历史，还是伟人的临时起意改变了走向，抑或真是群众创造了历史？基辛格自己是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曾经说，作为教授的更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非个人的力量驱动的，“但当你身处历史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伟大人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虽然，伟大人物的影响未必源自人物的伟大，而是来自决定的重大。 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影响的提升，“中美关系的破冰者”这一定位，大概是基辛格在中国乃至于世界内最大标签。作为一个游走在不同秩序中的政治人物，在历史和时代的大空位间歇，基辛格做出了超出自己预期的重大改变，使得世界走向从此不同。 历史永不驻足，基辛格身后的时代，中美以及世界将会共同进化出怎样的国际秩序，仍旧是一个开放问题。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ashes-18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FT中文网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全部或部分，侵权必究。 读者评论 12-03 15:49匿名 来自江苏省常州市 纽约时报有篇《基辛格：在全球权力殿堂里经久不衰的焦点人物》，介绍其终身终世都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确实，当他将其犹太人善于经商的智慧运用于政治领域后，成为在全球权力殿堂里经久不衰的焦点人物，只是永远成不了政治家，因其格局太过萎琐淫巧。或许受其启示，以色列也成为全球各国权势角斗场上经久不衰的焦点。他的精力、策略、远见如同权术、阴谋、陷阱，在紧凑的匆匆往来行程中，经不起历史的考论，成为过眼云烟。但愿文明的犹太人不要将善商的智慧，如精明的基辛格一般玩弄于政治场，以致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沦落到万劫不复的窘难之境。因为，将创世先主赋予的生活智慧超限施行于治政，除却狡黠地脱离道德义务，从而不遵守与上帝的诚信，更由于玩转他人同时也在玩黩自己。 回复 支持(2) 反对(1) 12-03 01:13匿名 来自IANA 写了很多,话没说。 文章的信息量还不如评论多 回复 支持(0) 反对(0) 12-02 14:03匿名 来自美国 中美之间只是市场关系.基辛格没有贡献,只是让毛泽东看到了弃苏后的出路.邓小平才是市场经济的中国开门人.特色是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基辛格不知特色社会主义为何物,所以,只是一个传话人.有他没他,中国都会排台入联.中国入联后,世界就会大乱.因为,中国比苏联更善变[狡黠];这是基辛格至死也不理解的事.当川普明白之后,冷战已经变为热战,北朝鲜的核威胁已逼到门前...基辛格的贡献是什么呢?打破了冷战局面,是非曲直还有待下文分解. 回复 支持(2) 反对(1) 12-02 13:41匿名 来自美国 来自美国 [ 匿名 ] 的原贴: 其实美国已经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瘫痪自己亲手缔造的WTO，大搞产业政策。美国一方面从内心抛弃了新自由主义，但也不忘记从新自由主义的残余中捞一票。 "美国优先"是基辛格的遗产.中国的崛起,是邓小平的创新.与基辛格无关.基辛格只介绍了市场经济的信息.邓小平发明了"美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被称为改革开放或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套,基辛格是门外汉. 回复 支持(0) 反对(0) 12-02 13:30匿名 来自美国 来自湖南省衡阳市 [ 匿名 ] 的原贴: 世界秩序从均势策略到基于合法性的世界和平的世界秩序他贡献很大，配的上博士先生。世界秩序俱往矣？你想说的新秩序是什么？没什么说的仅发下情绪，这样不好。 基辛格并没促进均势和平,而是促进了共产阵营的分裂.解体后的俄国内战和亚太军事危机才是他的贡献.新秩序就是冷战变热战,核战由金正恩挑起. 回复 支持(0) 反对(0) 12-02 08:07匿名 来自美国 来自IANA [ 匿名 ] 的原贴: 咱总是习惯于走上层路线，与其有共同点。 基辛格是难民出身，但总觉得自个儿并非凡人。中国的许多皇帝们虽是草根出身，坐了天下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当然气味相投。而基辛格之所以在美国被弃若敝履，在于美国人从骨子里厌恶那些自认高人一等的人。政客们因此也争相讨好百姓。 回复 支持(0) 反对(0) 12-01 22:39匿名 来自北京市 一个人的认知确实决定自身的格局：不但尖酸刻薄，字里行间，还相当冷血，缺少友好和温良，也不能说百无一用，但，长与解构，看不到重构，更木有新构。 芒格老爷子说，一个人的功成，除了基本功，更在品格；基辛格老爷子说：专注在每件事的限制或弱点，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要专注每件事的可能性和潜在价值上。 回复 支持(1) 反对(0) 12-01 19:43匿名 来自湖南省衡阳市 世界秩序从均势策略到基于合法性的世界和平的世界秩序他贡献很大，配的上博士先生。世界秩序俱往矣？你想说的新秩序是什么？没什么说的仅发下情绪，这样不好。 回复 支持(5) 反对(0) 12-01 18:36匿名 来自美国 其实美国已经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瘫痪自己亲手缔造的WTO，大搞产业政策。美国一方面从内心抛弃了新自由主义，但也不忘记从新自由主义的残余中捞一票。 回复 支持(2) 反对(3) 12-01 17:25hellbaum 来自IANA 在一个需要合作的年代，全球四分五裂，未来几十年，大的灾祸也许就爆发，是战争、气候变暖抑或是小行星撞地球、AI引起的混乱。。。谁知道呢，到时候人们还能团结么？ 回复 支持(3) 反对(0) 12-01 17:14匿名 来自IANA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回复 支持(2) 反对(0) 12-01 15:18匿名 来自IANA 来自美国 [ 匿名 ] 的原贴: 美国从英国的霸主光影中凸現是十九世纪的大事,从比,世界上只讲美国不再讲别的事了.代表人物应该是凱恩斯.他奠定了美元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苏联作为最大的敌手与美国冷战,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代表人物应该是马克思.他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 两大阵营的斗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终于在基辛格的劝说下,中国离开了苏联,造成了苏联解体.这就是基辛格改变国际秩序的贡献.基辛格的评价只能与马克思凱恩斯同值而语.因为三个人都改变了国际秩序.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实用主义,只是表述方法不同而已. 基辛格吸取了苏美关系的教训,劝中国接受了凱恩斯主义,与美元达成了联盟.形或了今天中美新冷战的格局.中美从中都获利而分瓜了前苏联的遗产.普京成了未代皇帝.所以,朱学勤老师认为基辛格是苏秦、张仪式人物，一语中的.列国之间,不就是这些纵横捭阖的事, 基辛格去世了,中国不会创新,仍旧抱着美元反美,除非站出一个比执政党强的政党与之共舞,中美才会安宁.... 凯恩斯是英国人 回复 支持(1) 反对(0) 12-01 13:34匿名 来自美国 美国从英国的霸主光影中凸現是十九世纪的大事,从比,世界上只讲美国不再讲别的事了.代表人物应该是凱恩斯.他奠定了美元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苏联作为最大的敌手与美国冷战,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代表人物应该是马克思.他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 两大阵营的斗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终于在基辛格的劝说下,中国离开了苏联,造成了苏联解体.这就是基辛格改变国际秩序的贡献.基辛格的评价只能与马克思凱恩斯同值而语.因为三个人都改变了国际秩序.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实用主义,只是表述方法不同而已. 基辛格吸取了苏美关系的教训,劝中国接受了凱恩斯主义,与美元达成了联盟.形或了今天中美新冷战的格局.中美从中都获利而分瓜了前苏联的遗产.普京成了未代皇帝.所以,朱学勤老师认为基辛格是苏秦、张仪式人物，一语中的.列国之间,不就是这些纵横捭阖的事, 基辛格去世了,中国不会创新,仍旧抱着美元反美,除非站出一个比执政党强的政党与之共舞,中美才会安宁.... 回复 支持(6) 反对(0) 12-01 12:06匿名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作者中国式思维， 回复 支持(5) 反对(0) 12-01 11:17匿名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战原则，中国不会走上帝国主义之路。但不少人蠢蠢欲动，各类海外华人们。 回复 支持(2) 反对(2) 12-01 11:15匿名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中国是现实主义，美国意识形态主导，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实际没人信，主要是身份带来利益维持，没有帝国主义意图，没有冷战那样得碰撞。 回复 支持(3) 反对(0) 12-01 10:36匿名 来自香港 A fair comment. I read several books of Henry, and found that it's well organized and most arguments are logical and supported with f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