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习近平正在悄悄改造中共意识形态 2023年6月12日 18:11 邓聿文 一名女子从北京街头张贴的一条宣传习近平新时代的标语下走过。（2019年9月27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此事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试图为党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习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像习这么忙的人，专门抽出两天考察北京的两个文化单位，已说明他本人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会的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这对一个座谈会来说，规格相当高。 资料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 习近平新论：“五个突出”“两个结合” 这种高规格更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日开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党报，都发表或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和相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日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天，每天在头版都配有1-2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1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6月7日，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懂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像这种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即使是二十大，也没有如此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让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这样隆重宣传。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1）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来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特性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的话说，前者是从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 “两个结合”则被习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认为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以及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资料照：中国武警士兵走过北京街头一幅马克思恩格斯画像及写有“不忘初心”的宣传画。（2020年5月22日） 资料照：中国武警士兵走过北京街头一幅马克思恩格斯画像及写有“不忘初心”的宣传画。（2020年5月22日） 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 中共过去的论述只有“第一个结合”，现在习指出“第二个结合”，目的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梗，将两者嫁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根植于中国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将党的统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并在新时代将它发扬光大。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一种声音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习现在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质相通，他将两者“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让党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进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为“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思想就是该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在座谈会上还有其他论断，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传机器，党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大肆售卖他的这两个“新”论断，赋予其重大意义。确实，习正在为党改造意识形态，把中共塑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党的统治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在全球治理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文化解释。可以说，习的这些论述用大白话讲，实际最后都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出的统治者，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是“天意”，任何反对势力动摇不了的。 资料照：北京街头宣传习近平的宣传画。（2018年2月26日） 毛反传统，文革倡导破四旧，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足够的合法性。习在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越来越受质疑的情况下，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提出“文化自信”，把原来的“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他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要更进一步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将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党。但这不表明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仍会高举马克思的旗号，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现在在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中共引入另一个合法性，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他的习思想作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20年前，学者甘阳提出“通三统”，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中共寻找合法性。习此次比较完整地回归传统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这位曾经的“北大神童”的杰作，事后看来，这是习为什么要任命他做党国宣传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习高捧传统文化，把党说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政党后，会受到信奉传统文化和主张儒教治国的群体欢迎，减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其政治含义是为中共开拓了一个支持力量，有利党的统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来中共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会作出修正，传统文化会得到官方进一步的弘扬。西方舆论忽视这次座谈会，没有看到它对中共统治的未来意义，不应该。聿文视界：习近平治下，革命大词的回归 2023年5月29日 23:48 邓聿文 资料照：解放军士兵列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画像以及他提出的“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口号前走过。（2015年8月22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资料照：一名男子走过北京街头张贴的中国梦宣传画。（2017年4月4日） 资料照：一名男子走过北京街头张贴的中国梦宣传画。（2017年4月4日）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习近平的照片与他的口号：“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2022年10月12日）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习近平的照片与他的口号：“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2022年10月12日）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资料照：上海大学生在一幅宣传习近平的大标语前照相后将一面中共党旗收起来。（2017年11月19日） 资料照：上海大学生在一幅宣传习近平的大标语前照相后将一面中共党旗收起来。（2017年11月19日）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聿文视界：北京为什么要高规格接待“三马” 2023年6月5日 20:34 邓聿文 中国外长秦刚会见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北京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2023年5月30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仿佛不只是一种巧合，在中国今年的外交大戏中，受到北京高规格接待的三位政治和商界领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恰恰都姓“马”，他们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马英九是在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中国大陆的。此趟行程走了多个地方，既是祭祖，也是寻根——寻中华民国之根，所以是公私兼具。马虽做过中华民国总统，但此时已卸任多年，在国民党内也没有职务，基本是一介平民身份。然而从他入陆那一刻起，到离陆那一刻终，全程受到中国官方隆重接待，每到一地，地方首长出来接见，国台办主任宋涛殷勤陪同。尽管习近平和主管台湾事务的王沪宁未见马，但以马现在的身份，他的这次大陆行可以说北京给足了他面子，这特别表现在北京容忍他多次喊出中华民国，突破台湾政治人物访陆时不敢谈中华民国的窘境。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2023年4月6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2023年4月6日） 马克龙是在4月5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也是他第三次访华。经过了疫情三年的锁国后，中国外交在今年迎来一个井喷期，习近平不仅走出国门，也在北京迎接亚欧非拉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受到最高规格接待的是马克龙。他不但享受了只有外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才有的21响礼炮齐鸣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待遇，更是在不足三天的访问中，习南下广州同其再次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陪同漫步庭院，临水而坐，观景品茗听琴，纵论古今，共进晚餐。这份待遇，只有当年特朗普访中习陪同其夜游故宫才可一比，甚至比后者的待遇还高。随同马访中的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则被官方晾在一边。其他外国领导人访中，不论是否国事访问，虽然也受北京的隆重接待，但比起马克龙，还是差一大截。 马斯克于5月31日对中国进行了两天的旋风式访问，在众多访华的商界领袖中，他受到的接待规格也最高。三月两会过后，欧美大企业的CEO和董事长们，络绎不绝来到中国，或参加高端国际论坛，或为企业布局寻觅商机。他们基本上都会受到中国经济部门主管官员以及地方领导人的个别会见，有时中国领导人也会集体会见来华参会的外国企业家。比如总理李强就会见了参加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企业家代表，这已成惯例。但马斯克在那两天，见到的高官比谁都多，轮番被外交部长、商务部长、工信部长和上海市委书记接见，尤其是外交部长会见企业家，从中国外交规矩看，少见。更有甚者，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颇受习器重的丁薛祥丁常委也一对一面见了马斯克，只是中国媒体没报道。 高调见三马，北京目标是华盛顿 中国官方高规格接待“三马”，当然因为他们自身的分量和特殊性，但人们会问，他们过去为什么不比其他领导人和商界领袖（马英九是个例外，因他之前没去过大陆）受到特殊对待？显然，北京有意要通过这种行为，向外界尤其美国传递某种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信号。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右）在湖北武汉会见到访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2023年3月30日）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右）在湖北武汉会见到访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2023年3月30日） 先说马英九，他的大陆行最大看点是当着大陆地方领导的面，说出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过去台湾蓝营政治人物来访大陆，也会说“九二共识”，或者再加一句“一中各表”，但不会说中华民国，怕犯忌。马不但说出这四字，甚至还搬出中华民国宪法，指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北京容忍马在大陆公开道出中华民国，一方面是为对冲蔡英文同期访美的新闻效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马此趟行程，在当前剑拔弩张的两岸政治气氛下，最大程度让台湾民众感受大陆的所谓善意，降低两岸对峙烈度，为大陆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和缓的两岸氛围。中国今年的外交向世界打出的旗号是“和”，邀马访陆并高规格接待他，是要给台湾民众留下这种印象：大陆不只会对台湾文攻武吓，也会递橄榄枝，要两岸和平，以降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从而有利国民党明年总统选情。若国民党选胜，成为执政党，虽不会改变台湾的亲美立场，但会降低两岸的对抗程度，减少华盛顿利用台湾消耗中国的国力，所以背后目的也是指向美国。 再看马克龙。北京以高规格接待他而不是其邻居德国总理朔尔茨，尽管德国的体量和在全球的分量不亚于法国，原因在于，法国自戴高乐之后有追求外交自主的传统，而马克龙又在欧洲倡导战略自主，这很合中国胃口，可以借此分化美欧。故北京需要通过抬高法国的重要性，鼓动马克龙说服欧盟走战略自主之路。习马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中欧关系。习告诉他，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愿全面重启交流对话，探讨构建稳定互信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希望法方发挥积极引领作用。马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愿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发展。中法联合声明第五点亦谈到，中国重申致力于发展中欧关系，鼓励高层交往，推动在战略问题上凝聚共识，增加人员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平衡促进经济合作。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认同上述方向，并将为此作出贡献。 大西洋联盟是西方阵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最倚重的盟友，可以说，欧洲在美国围中战略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华盛顿能否取胜至关重要。在过去几年，尤其拜登上台后，美欧在对华战略上有趋于一致的态度和看法。欧盟2019年更新了它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位于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地缘上的竞争者和制度上的系统对手，这个定位和美国的“竞争合作对抗”基调是一致的，但更精准。俄乌战争发生后，北京的态度让欧洲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最近两者又提出经济和供应链的对华“去风险”问题。考虑美欧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的认知，不管愿意与否，要想抗衡美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北京都要极力拉拢欧洲，分化欧美，而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是最好的切入点，打通了法国，即便欧盟的战略自主做不成，对中国意义仍然很大。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与上海特色超级工厂的工人们合影。（2023年5月31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与上海特色超级工厂的工人们合影。（2023年5月31日） 至于马斯克，这位大亨和商业天才的“特立独行”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让北京认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可以打进一个楔子，用实际形成的地缘经济力量去反对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围堵。在美国反华的大背景下，过去被视作“友中”，主张和中国接触合作的华尔街也被“裹挟”进这股洪流，但商业毕竟有自己独有的利益和逻辑，同政治的利益和逻辑并不完全一致，两者虽然在某个特定时段会合流，然而时间一长，商人终究很难抗衡市场和商业的逻辑与利益，这就是在中国废除清零政策，重开国门后，美欧大企业的CEO们扎推造访中国之原因。事实上，这些大企业从来没有离开中国，只是在过去几年减少了中国市场的分量，这也有中国自己的因素，因此，在北京再次热情欢迎外资后，这个市场对它们业绩的增长依然非常重要，不可放弃。 对北京而言，华盛顿最近炒作去风险实际还是要去中国化，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断链，它的应对之策就是用所谓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及其吸引力，使中国和美欧的经济特别是它们的大企业深度捆绑，要这些大企业去反对它们的政府，华尔街反对华盛顿。所以，北京提高接待马斯克的规格，秦刚亲自会见他，还传出丁薛祥一对一见马。秦刚用中国式现代化将给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西方大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以及以特斯拉汽车的行驶比拟中美关系，来游说马斯克，后者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反对“脱钩断链”，这并非只是场面话，虚与委蛇。北京对西方大企业的攻关，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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