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s 'Liberation Day' Tariffs: Fair trade or global trade war?

 

康德和平思想的当代意义

哈贝马斯、罗尔斯对康德和平思想的改造  

艾四林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康德《永久和平论》发表200多年来,西方思想理论界围绕其“和平”观念的讨论从未曾间断过。当代西方两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约而同加入了这一讨论。哈贝马斯发表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罗尔斯也发表了《万民法》。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和平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康德在国家权利和国际权利之外,提出了第三种权利“世界公民权利”,这是权利理论中的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罗尔斯则认为,“我的基本观念,遵循了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的概述,以及他foedus pacificum (和平联盟)的观念。”但是,两位哲学家又都试图根据200年来的人类历史经验对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表达的和平思想加以改造，虽然二人的路径不尽相同。

康德认为，人与人相互间的和平状态是“被建立起来的”,是由契约、法律建立起来的,国家产生的目标是保障和平，国家主权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和平的基础。罗尔斯赞同康德将永久和平的世界描述为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也认同国家主权基础上的世界和平的主张，并强调在人民层面上进行建构不同人民的和平共处。哈贝马斯则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康德将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面临挑战，应该在制度层面，建立跨国家的政治行为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世界和平。

康德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所有国家应按照一项原始社会契约的观念建立联邦以保障国际和平，在这一国家联盟构想中,共和体制是联合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部分认同一个国家内部民主状态对对外采取和平主义的立场，但指出人民的共和主义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导致推广民主制的战争。罗尔斯也则认同共和民主制的和平特性的，但认为自由民主社会并非和平联盟的唯一基础。康德的自由国家的联盟不具备国家的特性和强制权威,因此它并非是世界共和国和世界政府。哈贝马斯则认为应该建立实质性的，具有强制效力的国际联盟。罗尔斯认同康德国家主权的观念但其和平的联盟又非国家联盟而是人民联盟,他试图通过用人民替换国家,对国家主权做某种程度的限制。

在康德看来,永久和平只是世界公民状态的一种表现。在罗尔斯那儿,永久和平则是万民法的建立,在哈贝马斯则是人权的实现。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试图将康德的消极和平改造成一种积极的和平。这样的改造也常使他们在对现实政治的阐释中陷于尴尬和矛盾。

《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

建构认知-- —评丹尼尔·帕帕的《当代国际关系》

 仇华飞

　　　　国际关系的基本政治环境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处在绝对安全环境中。【注释】“Introduction，”in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注尾】在国际安全困境中，各国都努力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以影响对本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环境。对于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不同的研究取向产生不同的分析方法。理想主义学派强调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视为维护本国安全的“公共产品”。而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秩序和价值观念制约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甚至可以改变对国家利益本身的建构”。【注释】Peter J.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al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5, 60.【注尾】
     丹尼尔·帕帕在其新版《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2002). 【注尾】一书中，结构性地论述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涵盖了有关国家利益、权力均衡、国际体系演变、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外交决策与决策的理性化、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经济参量、军事参量、国际法参量、外交参量及权力的社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与价值冲突、环境与疾病传播等问题。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关注各种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环境因素，阐述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6. 【注尾】 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 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注释】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 pp.281~329;Margaret T. Sprout, “Mahan: Evangelist of Sea Power,”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415~445. 【注尾】 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注释】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介绍性解释参见 R.N. Carew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3),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2002, p.17.【注尾】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注释】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75.【注尾】 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p.18, 287.【注尾】 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注释】Ibid., p.18.【注尾】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9.【注尾】 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注释】政治现实主义代表作有: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 George Kennan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Henry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注尾】 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 “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9.【注尾】 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注释】Paul R. Viotti,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7. 【注尾】。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主权。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0.【注尾】 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注释】Ibid.【注尾】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486.【注尾】 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注释】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82.【注尾】 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注释】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10.【注尾】 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注释】Howard H. Lentne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d Conceptual; Approach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3.【注尾】 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3.   【注尾】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释】Peter J. Katzenstein & Rudra Sil, “Rethinking Asia Security：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J.J. Suh, etc.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33.【注尾】 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p.23~27, 141.【注尾】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注释】Ibid., p.3.【注尾】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注释】Ibid., p.35.【注尾】 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注释】Ibid., p.315.【注尾】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99.【注尾】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注释】Daniel S. Papp & David S. Alberts, ed. Information Age: An Anthology on Its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CCRP Publication Seris 1997), pp.2~3.【注尾】
    丹尼尔·帕帕还是和平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弹道导弹防御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注释】Daniel S. Papp, Soviet Policies Toward the Developing World During the 1980s: The Dilemmas of Power and Presence (Max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XV.【注尾】一文，对里根政府制订“战略防御计划”（SDI）提出质疑，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威慑环境和威慑的成功率做了大量的论证，认为“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不仅涉及技术成本问题，也涉及政治、经济、战略成本问题。丹尼尔·帕帕提出的“战略威慑不应靠‘双方确保摧毁’（MAD）来维持”【注释】Daniel S. Papp, From Project Thumper to SDI“The Role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US Security Policy,” Airpower Journal, Winter 1987~1988, pp.1~15.【注尾】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

仇华飞： 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士

 

l 康德「论人类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是什么？ 

2017-02-06 18:25

赵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序

作者邓晓芒｜来自《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授权刊登

2004年，正当全世界纪念 逝世200周年、诞生28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不知谁从德国寄来的一大卷用挂历大小的铜版纸印刷的精美宣传资料，每一张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印着英文的《论永久和平》的全文，以及人类自古以来所发生的所有知名战争的名称。分送完这些资料，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永久和平是人类的终极理想。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其实平心而论，哪个民族又不是如此。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可以不凭借武力的争夺而能够在“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中无止境地发展自身，战争则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发动起来的，它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本性。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只要看看在最近的历史经验中，日本靠穷兵黩武而从别国掠夺得来的财富，实际上远远不如战后通过和平发展经济和贸易而获得的财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然而，要把这类经验的事实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加以彻底的论证，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并不是只有理性，特别是往往并不听从理性的教导，而总是有各种狂热的情感和情绪的因素，以及五花八门的愚昧的想像力的因素，在干扰理性的正常思维」，从而把人类引向违背自己本性的歧路。所以在这方面，康德的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论永久和平》对于我们今天反思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具有了极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赵明博士的这部专著，作为他的博士后工作报告，是国内学者首次就康德的《论永久和平》而展开的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他在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期间，以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为重心，广泛涉猎了康德的基本著作，掌握了康德批判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大体思路，为他透彻理解和分析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及其他法哲学作品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而由于他的本行是法哲学和法理学，对西方法学史有相当系统深入的了解，这就更使他在讨论康德的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并进行纯粹专业性的法理分析方面占尽了优势。不过，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过分专业的法理分析，而更加侧重于哲学分析，这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康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推进是把霍布斯等人强调的“政治科学”提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有关自然规律(自然法)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有关人的本性的哲学学说，对于康德而言则属于从先验意义上来理解的人类学。只有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中的哲学思想，我们才能避免对其陷入通常的误解，也才能彰显出它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的巨大的启示意义。而这种启示意义正是赵明博士本书所努力加以揭示的。

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通过对西方政治哲学史线索的追寻以及对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文本分析，突显出康德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哲学构想，这就是：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法权(或译“权利”、“公正”，Recht)，而法权的基础是道德。道德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是自由意志的内在规律，法权则是自由意志的外在规律。人类历史由此而和自然界过程严格区别开来了。因此，「我们不可能用研究自然过程的经验的眼光来研究人类历史，也不能把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建立在人的生物学和动物性需要之上，而只能用先验的方法从人的自由本性中推出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法权关系」。

显然，这种法权关系用科学实证的眼光是看不见的，但用人性的眼光、哲学的眼光看却又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自由的规律。所以康德《论永久和平》的副标题是“一项哲学性规划”。他秉承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凭借理性的理念及其语言和逻辑来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是没有到来的，是没有经验可言的，未来是我们在道德理念的指引下建立起来的”，例如“永久和平”就是这样。永久和平的未来前景已经包含在以往和当前的经验事实中，但却不能用经验事实的规律来预测，而只能用道德法则来预测。“经验事实既然与人的自由理性相关，其中就必定潜藏着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方向，人类现实经验生活一次一次地、一步一步地朝这个方向趋进，其现实的可能性不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而是由实践理性的自由精神和逻辑来加以保证的。人们对未来的或者对于一种方向的建立，只能依靠语言和逻辑，语言和逻辑建构起来的语词秩序是人类面对未来的信念根据。”

长期以来我对于社会关系的结构都有一种困惑，弄不清它到底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将它归结为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似乎这种“物质关系”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加以精密的规定并具有不可动摇的必然性。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不够通透的地方。由人所承担的物质关系和由物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是有某种根本的不同的，「因为后者是一种自然必然性，而前者里面却有一种 在起支配作用」。那么，自由意志所体现的物质关系是如何构成其“必然性”的呢？例如，我如何能够相信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我的财产就是“应该”属于我的，我在街上碰到的随便一个陌生人“一般不会”对我谋财害命呢？显然这不能凭我拥有过人的力气或我紧紧抓住我的财物来解释，它是凭一种“法权”及由法权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行为规范所保证的。

当然，如果我当众遭到抢劫，就会有警察或见义勇为的人来干预，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力量优势，单是这种可能性就足以预防抢劫的发生。但他们为什么会来干预？还是由于他们头脑中的法权观念及由此制定的语言逻辑规范支配着他们的行为。用经济关系来解释法权关系是很深刻的，但如果以为这种解释只是单方面的，就像用光的波长解释颜色的感觉一样，那就错了。「经济关系本身也是由法权关系来维系的。政治关系更是如此」。一位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无数的人甘愿为他牺牲。他并没有运用什么物质手段或“特异功能”，而只是拨动了每个人心中普遍藏有的法权观念，哪怕是被歪曲了的法权观念。一切社会运动，包括战争在内，即使有时表面看来是由物质关系所驱动的，其实都折射出人心中的某种法权观念，即认为这种物质关系“应该”加以改变。

康德正是抓住了人类这种法权观念来做文章的。他认为人之所以有这种法权观念是因为人有理性。人的理性是一种超感性的能力，即使它包含在经验中，成为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甚至可以被感性经验加以利用，它本身也仍然有自己的法则和使命。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以及以这种道德法则为标准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权利(公平)法则和宪政体制，它们最终指向全体人类的社会理想——永久和平。

诚然，一个稍具现实感的人完全可以把这种权利法则还原为人的动物性的需要关系和利益关系，把宪政和国家理解为一种较为明智的谋生或谋福利的工具，而把“永久和平”斥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无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根据通行的带有实证性的政治哲学，人们都会认为人类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只可能是战争之间的间隙，顶多只能延长这个间隙，或把毁灭全人类的战争化解为破坏性较小的战争」，因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消除的。然而在康德看来，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人类建立起对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公民”共同体必然实现的信念，因为这并不涉及到事实判断，而只涉及到应然的价值判断，即每个有理性者都必然会把这当作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去努力接近它和实现它。“不管经验的历史事实如何，作为有健全理性的道德主体都必须朝着和平状态去行动和努力，而不能凭借任何经验历史的依据去为战争做出道德价值的肯定和辩护。”

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在康德看来，虽然永久和平的理念只涉及到实践理性的“应当”而不是经验事实，但也并非与事实毫不相干，而是对未来的事实有方向上的指导和决定作用。“实践理性的自由本体为永久和平提供了超越于经验历史事实的根据，但并非悬置经验历史事实，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经验事实。”如何去建立？当然不能凭空建立，而是要从以往的经验历史事实中引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来。于是康德便引入了一种自然目的论的眼光，即「人类的自然欲望和自私倾向在其实现过程中并不一定总是导向罪恶，而是可以在罪恶中、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形成法权上的规范，从而为人类道德上的自觉和善的权威开辟道路」。

作者写道：“大自然利用人类的‘恶’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战争。人类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不断地被卷入战争之中，即使已经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状态，各民族却依旧被战争所严重困扰，因此而仍然处于政治的自然状态之中，这是大自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最为残酷而强悍的手段。但「自然的合目的性恰恰在于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困境而做出种种尝试，以便在经历了多次惨痛教训之后，终究能够倾听理性的告知——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

我们看到，欧洲在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战争频仍的苦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之后，今天已经习惯于不用战争来解决大国之间的争端了，欧盟的建立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接近于康德当年所理想的国际自由联盟；而中东目前正处在难以忍受的无法无天之中，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无休止的缠斗固然有宗教信仰上的根源，但未尝不可以归于一种实践理性的“功课”。历史有的是时间，只要耐心等待，人们还是可以指望从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培育出一代具有成熟的实践理性的新人来，最终实现理性的和平共处。

康德“永久和平”的理念最为奇怪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这种永久和平要靠一个“世界政府”或“国家的国家”来维持，甚至也不认为各个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联合共同体中有必要和有可能消除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色，他只是诉诸各个主权国家的自愿的联盟。但这样一来，这种国际法的效力靠什么来实现就成了问题。今天的“联合国”就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如果没有大国的强权和武力作后盾，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就等于一纸空文。但康德自有他自己的考虑，这就是诉诸“世界公民”的法权意识的共识。在这里，“世界公民的法权就成为保障国与国之间永久和平的重要补充。”

这种法权意识在他看来最充分最直接地体现在(今天已经席卷全球的)“商业精神”中，而最符合商业精神的不是战争，不是武力，而是永久和平。当然康德并不赞同功利主义的政治学家把经济利益解释为政治关系的基础，他只是强调这种经济利益中所体现出来的法权原则和公平原则，并从中看出：“‘自然’(他律)与‘自由’(自律)的贯通才是真实的人的世界。从自然到自由展现的正是人之理性所创造的历史世界，它是一部不断趋近于永久和平的实践理性的历史。”国际间的和平实际上取决于每个国家人民是否都能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地伸张自己的权利。

“911”以来，全球爱好和平的人士越来越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已经不能够单纯用贫富分化或经济利益来解释，而被归之于不可通约的宗教和文化冲突。现实的格局似乎取决于，要么全球在宗教文化上达到统一，要么就永无宁日。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却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考虑的维度，他并不要求国家和文化间的无差别的融合，恰好相反，他认为正是这种无法融合、不可通约的差异性，构成了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这种差异性甚至是“大自然”的一种善意的安排，“它利用两种手段来阻止各民族之混合，而将它们分开，此即语言与宗教之不同”，而这种不同导致了“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它固然容易成为仇恨和战争的借口，但“大自然正好悄然利用人类政治的过度欲望，使得各国政治相互之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人类在原则方面逐渐接近较大的一致时，便导致在一种和平中的协同。’……‘自然目的’使得国际法——建立国际秩序——的理念必将成为现实，最终将导致世界和平的出现。”「人类不需要放弃和抹杀他们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而只需要发挥任何民族固有的理性，就有希望在对话和相互宽容中实现永久和平」。在这一过程中，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信念正因为并不是基于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经验之上，而能够成为一切民族、一切文化都有可能接受的共同目标。

也许，正是这种广阔的文化包容性，使得今天人们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越来越感兴趣，它并不是初看起来那么空洞和虚幻，而是比任何立足于狭隘种族偏见之上的和平方案更具有可行性。但它也不是今天人们所热炒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而是有一个人类普遍的理性原则作为前提的，这种理性原则决不是后现代所谓的“白人中心主义”或“理性霸权主义”。说只有白人有理性，其他人种则没有理性，这决不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克服，而是为西方中心论提供论据，甚至是与霸权主义的共谋。

本书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法权基础的分析，则为我们今天透彻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和“文化间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视角。 （完）

众课堂是慧田哲学 2017 年倾力打造的第一次 之旅。在众多权威学者的引领下，携三五好友，与志趣相投者，一道走进那些最精深与前沿的烧脑征途，听一听人类最伟大和疯狂的哲学家们是怎样叙说和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

众课堂目录表：

系列课堂一：我们究竟知道什么？

系列课堂二：康德哲学导论

系列课堂三：走近海德格尔

系列课堂四：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

系列课堂五：人工智能的哲学之思

系列课堂六：哲学基本论题

系列课堂七：道德冲突与人生境界

系列课堂八：走向生活美学

系列课堂九：美，艺术，生命

系列课堂十：实验哲学——在哲学与科学之间

系列课堂十一：作为现代性的虚无主义

系列课堂十二：哲学或者反-哲学

系列课堂十三：摹状词理论与分析哲学

系列课堂十四：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与中国

系列课堂十五：伦理地栖居于世

系列课堂十六：佛教哲学概览

系列课堂十七：当代法国思想与文化

系列课堂十八：如何正确的思考和有效的推理？

系列课堂十九：当代法国艺术哲学

系列课堂二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探幽

系列课堂二十一：听现象学讲述身体的故事

系列课堂二十二：世界、我们、上帝与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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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2017-02-19 15:54

何谓正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来自《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授权刊登

在大西洋两边仍然健在的思想家中，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罗尔斯出自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超越分析哲学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 这种新自由主义目前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哈贝马斯既是当代欧洲思想的杰出代表又是欧洲思想的支配者， 他兼收并蓄，用英美的语言哲学来改造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

罗尔斯以“正义理论”著称于世， 哈贝马斯与之对应的是“社会交往理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题比较集中，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则内容广泛， 难以概括， 姑且称之为社会哲学。然而， 两者的理论体系有一个交汇点， 它就是正义问题。两个人不仅提出了不同于对方的正义观念， 而且还对对方的正义观念提出了批评。

一、 正义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

罗尔斯在《正义论》( 1971 年) 中曾反复重申， 他所说的正义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什么是纯粹的程序正义? 我们从它与完善的( 或不完善的) 程序正义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罗尔斯枚举了一个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子。假如一小群人要分一块蛋糕， 公平的划分是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一份。这样一种程序将保证分配的公平：让任何一个人来划分蛋糕， 并且他拿最后的一份。因为他只有平均地切开蛋糕， 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最大的一份。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证是刑事审判。任何一个审判的目的都在于， 只要被告犯有被控告的罪行，这名被告就应当被宣判为有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法律规定了合理的审判程序。但是任何审判程序都不能确保每次审判都能达到正确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 而有罪的人则可能逍遥法外。

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它们都具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一个确保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没有这种可以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1]

“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一个确保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没有这种可以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1]

与完善的或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相比，纯粹的程序正义没有这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罗尔斯认为赌博是纯粹程序正义的典型例证：如果赌博的程序是公平的， 而且人们自愿参加赌博， 其中没有任何欺骗， 那么赌金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公平的。「如果说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只有一种判断其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 但没有能够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那么与其完全相反， 纯粹的程序正义则只有一个达到正确结果的程序， 但没有判断这个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注：这两句很绕，多读几次）。所以， 对于纯粹的程序正义来说， 其程序一旦被实际执行， 它所达到的任何结果都是正确的 。[2]

罗尔斯的正义在其《正义论》中具体表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 它用来确保公民之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的经济领域， 它用来确保公民能够得到平等的分配。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自由”的价值， 第二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价值。罗尔斯说正义是程序的，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它是形式的。从康德主义来看， “形式的”就是普遍的。对于罗尔斯， “自由”和“平等”具有普遍的价值， 他的正义理论也是普遍主义的。

按照程序正义的观念，正义是正义程序之结果。只有程序是确定的，而结果则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程序本身是正义的， 那么它所达成的任何结果都是正义的， 无论它们是什么。但是， 在设立正义程序之前， 罗尔斯实际上已经对“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具有了坚定的承诺， 而程序只不过是把这两种价值推演出来并加以制度化而已。换言之，只有体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正义的，而不是任何原则都可能是正义的。这样，正义就不是正义程序之结果，相反，程序变成了为达到某种预定结果而选择的设计。在这种意义上，罗尔斯的正义不是程序的，而是实质的。

哈贝马斯正确地看到了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 他在《事实与规范》( 1992 年) 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中， 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表面上是程序的， 而实际上是实质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 所谓“程序的正义”意味着正义是程序的结果， 即“什么是正义的”不是先定的， 而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讨论、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 或者是由“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决定的；所谓“实质的正义”则意味着对某些价值( 自由、平等或权利等) 的承诺， 这些价值是普遍的、先在的和确定不移的， 而任何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是这些价值的体现和保证。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正义应该是程序的，而不应是实质的。

对于哈贝马斯， “程序的”就是“形式的”。而且， 哈贝马斯认为， 伦理学的主要问题就是正义。因此，在罗尔斯那里作为“ 正义理论”的东西在哈贝马斯这里就变成了“形式伦理学”。

“形式伦理学”也被哈贝马斯称作“对话伦理学”。哈贝马斯主张，正义原则是不能通过道德推理得来的( 像罗尔斯那样) ， 而是由所有相关者在对话、协商、交流、谈判过程中达成的。为了达成共识， 道德对话需要某种公平的对话程序。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种公平的对话程序是由“对话规则”构成的。

公平的对话规则一共有三条:

(1) “每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对话。” ( 2)“A.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对任何主张提出疑问。” “ B.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任何主张。” “C.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表达其态度、 欲望和需要。” (3)“不允许以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履行其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规定的权利 。”[3]

(1) “每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对话。” ( 2)“A.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对任何主张提出疑问。” “ B.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任何主张。” “C. 每一个人都被允许表达其态度、 欲望和需要。” (3)“不允许以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履行其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规定的权利 。”[3]

第一条和第二条对话规则为人们进行道德辩论提供了公平的标准。它们表明， 道德对话的理想程序应该确立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道德对话参与者， 应该使每一个人在道德决定中都具有公平的机会。第三条对话规则试图消除欺骗和权力对道德辩论的影响。在哈贝马斯看来， 这些对话规则不仅保证对话的参与者能够达成道德共识， 而且还能够保证， 当参与者的意见同达成道德共识相矛盾的时候， 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意见 。[4]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第二条规则企图向西方伦理学传统挑战，而提出一种独特的道德哲学。哈贝马斯的著名研究者麦卡锡这样评论第二条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从主张每一个人所毫无矛盾地愿望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准则，转移到主张所有人都一致愿望的东西就是一种普遍的规范。” [5]前者追问一个道德主体所遵循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什么， 这是康德伦理学的问题。后者追问一个交往共同体的成员们所一致同意的普遍规范是什么， 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对于前者， 康德通过一种独白式的思想实验来解答；对于后者， 答案存在于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对话、协商和辩论中。

哈贝马斯在第二条规则中所关心的主要东西是人们在道德辩论中如何达成共识。用哈贝马斯的话说， “对话伦理学”的第二条规则是指一种程序， 即“通过对话来获得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就此而言， 对话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形式的， 因为它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指导方针， 而仅仅提供一种程序：道德的对话。”[6]

这反映了哈贝马斯关于伦理学本质的看法：伦理学的道德对话并不产生出任何规范， 而是对正考虑加以接受的规范之有效性给予检验。伦理学或道德对话并非从道德真空出发， 而是从某些现实的道德规范出发。道德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是由道德对话之外的生活世界提供的，道德对话的参与者存在于这个生活世界之中， 并以这种生活世界为前提。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 伦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提供一种程序，这种程序一方面保证道德对话的开放性， 即公平地对待所有对话参与者， 使其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真正动机；另一方面它保证道德对话的自由性， 即能够使每一个人自由地对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提出疑问， 赋予每一个人以提出建议和拒绝建议、 接受规范和拒绝规范的平等机会。

形式伦理学的实质问题是：什么东西构成了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认为， 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在于它的普遍性。关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形式伦理学主张：

第一， 从形式上说， 这种普遍性不是先验的、 形而上的和决定论的， 而是经验的、 选择的和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 第二， 从内容上说，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建立在参与者的普遍利益的基础之上， 这种普遍利益构成了人们为何遵守道德规范的动机。

第一， 从形式上说， 这种普遍性不是先验的、 形而上的和决定论的， 而是经验的、 选择的和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 第二， 从内容上说，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建立在参与者的普遍利益的基础之上， 这种普遍利益构成了人们为何遵守道德规范的动机。

从康德伦理学的传统来看， 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只能是形式的， 而不能具有实质性内容。如果将“利益”引入伦理学， 那么就会导致一种两难的困境：是坚持道德规范形式上的普遍性， 还是坚持道德规范内容上的确定性？

康德认为， 普遍性与内容的确定性是不相容的， 两者不能兼得。坚持道德的普遍性， 就必须放弃道德内容的确定性；反之亦然。当然， 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上的普遍性。

罗尔斯不满意康德的形式主义， 他提出， 道德原则既可以是普遍的， 又可以拥有内容上的确定性。

哈贝马斯坚持道德规范的普遍性， 这点他与康德和罗尔斯都是一致的；他也主张道德规范应该具有内容， 这点他与康德不同但与罗尔斯一致。哈贝马斯不同意罗尔斯的地方在于， 他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不是确定性的，而是选择性的，是通过对话协商达成的。哈贝马斯的立场处于康德和罗尔斯之间：比罗尔斯要弱， 但比康德要强。哈贝马斯这样评价自己： “对话伦理学提出了普遍性的、 从而很强的论题， 但是它的位置对于这些论题所要求的来说则是相对较弱的。” [7]

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 罗尔斯写了一篇标题为“答哈贝马斯”的文章来回应， 此文发表在《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 并被收入 1996年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自己的辩解和对哈贝马斯的反驳主要有三点。

首先， 罗尔斯说明了什么是“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他提出：“我把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区别看作是一种程序的正义( 或公平) 与该程序之结果的正义( 或公平) 的区别。” [8]罗尔斯的这种说法意在强调程序正义同实质正义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

其次， 罗尔斯进一步解释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他认为：“一种程序的正义总是依赖于该程序之相应结果的正义，或者说依赖于实质正义” 。[9]罗尔斯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它同较早的《正义论》相反。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主张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 在这种观念中，实质正义原则上依赖于程序正义。

最后，罗尔斯指出，没有纯粹的程序正义。他认为：“就政治正义而言， 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程序， 并且也没有任何程序能够决定其实质性内容，从而，我们永远依赖于我们关于正义的实质性判断。” [10] 罗尔斯反驳说， 哈贝马斯自己的正义观念也不是纯程序的， 而是实质的。

二、 是理想语境还是理想处境?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

哈贝马斯意图建立一种合理的对话、 交流和协商程序，人们通过这种合理程序来达成共识， 而正义是由这种共识决定的。

罗尔斯则希望承担一种更具雄心的工作， 即阐述一种实质性的政治正义观念，这种政治正义观念一方面独立于任何形式上的学说，另一方面能够被用来支配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政治法律制度。

对于哈贝马斯的目的来说，人们之间要想实现完美的对话、 交流和协商， 要想在正义或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关键的东西是要有一种“理想语境”。对于“对话伦理学”， 理想语境就是公平的对话程序或对话规则；对于“社会交往理论”，理想语境就是“形式语用学”或“普遍语用学”。前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考察后者。

“形式语用学”的任务是揭示交往活动的前提条件。交往活动是以理解为目的的活动。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活动的发生以“交往性资质”(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 为前提条件。要达到理解， 一个参与交往活动的人必须：

a.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b. 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c. 与他人( 听者) 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

a.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b. 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c. 与他人( 听者) 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

为此， 一个人必须具有：a. 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 以描述一个真实的事实， 使听者能够分享他的知识；b. 表示自己意向的能力， 以表达自己的意图， 使听者相信自己是真诚的；c. 实行言语行为的能力，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被认可的规范， 而说者和听者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中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性资质”就是指以上三种能力 。[11]

交往活动趋向于理解， 人类的理解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的应用将对象领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世界， 这些不同的世界同时又是语言的本体论前提。第三人称的语言以观察者的态度区分出一个外在自然的客观世界， 第二人称的语言从参与者的态度区分出一个以你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世界， 第一人称的语言以主体性态度区分出一个内在自然的主观世界。因此， 每一种构成完好的言语行为都具有三重关系:

(1) 话语与作为现存事物总体的外部世界的关系; (2) 话语与作为所有由规范调整的人际关系之总体的社会世界的关系; (3) 话语与作为主体意向性经验之总体的内在世界的关系。[12]

(1) 话语与作为现存事物总体的外部世界的关系; (2) 话语与作为所有由规范调整的人际关系之总体的社会世界的关系; (3) 话语与作为主体意向性经验之总体的内在世界的关系。[12]

相对于三重世界以及它们与话语的三重关系， 哈贝马斯提出，任何语言都可以从三种方式来加以运用，即认知的、 交互活动的和表达的方式，并从而发挥着三种不同的语用学功能。在语言之认知的使用方式中，话语的语用学功能是呈现某种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事实；在语言之交互活动的使用方式中，话语的语用学功能是建立某种合法的人际关系；而在其表达的使用方式中，话语的语用学功能是表达某种言说者的主观意图 。[13]

一种言语行为根据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正当地发挥了其功能？如何判断语言在不同的运用中适当地表现了话语与三重世界的关系？简言之， 话语有效性的普遍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话语的“有效性要求”。

哈贝马斯认为，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 语言的普遍的有效性要求是话语的“可理解性”。一般而言， 话语只要能够符合某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它就是可理解的。除此之外， 对应于语言的三种语用学功能， 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就语言的呈示事实之功能来说， 它必须满足的有效性要求是陈述的“真实性”；就语言的建立合法人际关系之功能而言， 它必须满足的有效性要求是规范的“正确性”；就语言的表达主体内心意向之功能而言， 它必须满足的有效性要求是“真诚性”。[14]

所有语言都具有呈示事实、 建立合法人际关系和表达意图的功能， 因此， “真实性”、“正确性”和“ 真诚性”是普遍的有效性要求， 即它们是所有语言行为都应该加以满足的。

但是， 如果一位言说者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么他凭借什么使听众相信他的故事内容是真实的，这个故事所体现的价值规范是正确的， 以及他讲这个故事的意图是真诚的? 一个言说者所借以影响听者的力量是什么? 质言之， 话语的真实性、 正确性和真诚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在这个问题上，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抛弃了早期的基础主义， 划清了他的思想与“超验哲学”和“主体哲学”的界限， 将话语影响力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 即话语实践的参与者对有效性要求的相互承认是话语之“ 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保证。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不同。对罗尔斯更具雄心的目标来说， 要想选择出用以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 并在政治的正义观念上达成共识，人们必须摆脱个人、 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 从公正的位置来进行选择。所以对于罗尔斯， 关键的东西是作为选择出发点的“理想处境”。这种“ 理想处境”在《正义论》中被称为“ 原初状态”( original psoition) 。

理想处境或“原初状态”大体上包含三种因素。

一种是客观环境或自然条件，其中包括在一定范围的地理区域内存在着众多的个人， 但罗尔斯强调的东西是“适度的匮乏”( moderate scarcity) 。因为， 如果客观条件非常优越，自然资源十分丰裕， 人的生存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 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为相互合作达成正义的契约了。相反， 如果自然条件过于恶劣，那么就会导致人们合作的失败， 从而也没有达成契约的必要 。[15]

另一种是主观环境或心理条件， 其中包括人们的利益、 需要和生活计划等等， 但罗尔斯强调的东西是“相互冷淡”( mutual disinterest) ， 即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在罗尔斯看来， 理论所需的假设越简单越好， 心理动机越弱越好。对于罗尔斯， 休谟的“自私”和基督教的“仁爱”都属于太强的心理动机， 必须加以弱化。因为“自私”产生利己主义， 而利己主义使人只追求个人私利， 无法同别人达成互惠的契约；“仁爱”则产生利他主义，而利他主义会导致一种像家庭一样由爱心支配的社会， 以至使“正义的首要性”失去意义 。[16]

“适度的匮乏”和“相互冷淡”规定了“原始状态”的客观自然条件和主观心理条件。除此之外， 还能够对选择正义原则产生影响的东西是人具有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我知道我的天资和能力， 我能够运用我所具有的知识推断出我在某种社会安排中是否占据一种有利的地位， 那么我一定会设法选择对我来说最有利的社会安排， 而不是选择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公正安排。

罗尔斯认为， 为了达到正义的原则，人们不应该知道有关他个人以及他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任何“特殊事实”， 人们必须处于“无知之幕”( veilof ignorance) 的背后， 以保证所有能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事实、知识和信息都被过滤出去。人们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包括：

a. 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阶级出身、 天生资质、 理智能力等等； b. 每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善的观念、合理生活计划和特殊的心理特征等等； c. 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之经济和政治状况， 或者这一社会所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等等 。[17]

a. 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阶级出身、 天生资质、 理智能力等等； b. 每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善的观念、合理生活计划和特殊的心理特征等等； c. 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之经济和政治状况， 或者这一社会所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等等 。[17]

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 罗尔斯的“理想处境”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首先，“理想处境”的设置是为了导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 而政治自由主义正义观念的核心是强调自由的权利，这样“民主”的程序问题被降到了次要的位置。对于罗尔斯，自由权利具有优先的地位。对于哈贝马斯， 民主程序则具有优先的地位。其次，设计“理想处境”的目的是演绎出理想的正义原则，但是正义原则不应该由理论推演出来， 而应该由公民的政治讨论产生出来。要言之， “理想处境”的设计剥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对于罗尔斯， 理想的正义原则只能由“理想处境”推导出来。对于哈贝马斯， 正义原则一方面不必是理想的， 而是逐渐完善的， 另一方面它们只能产生于公民的政治讨论。

反过来， 从罗尔斯的观点来看， 哈贝马斯的“理想语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 “理想语境”要求任何言语行为都应该具有“真实性”， 即正义问题也应该满足“真理”的有效性要求。罗尔斯则认为， 在讨论正义问题时， 政治自由主义不需要使用真理的观念， “合理性的观念就足够了” 。[18]其次，“理想语境”的要求是形式的， 这样， 哈贝马斯的理想的对话程序就过于宽泛， 很难从中推导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用罗尔斯的话说: “ 它( 理想的对话程序) 能否导出任何非常具体的结论， 似乎还不清楚” 。[19]

除此之外， 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首先，“形式语用学”涉及到“正规”语言与“ 其他”语言的分类。“正规”语言是能够满足有效性要求的语言， 它们具有严肃、明确和直接了当的意义。而那些不能满足有效性要求的语言， 那些没有严肃、明确和直接了当意义的语言， 那些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 都被打入另册， 被归为非正规的“其他”语言。在这种分类中，哈贝马斯赋予“正规”语言以优越性， “ 其他”语言则被视为低等的、 派生的和不够资格的。但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 非正规的语言——诗歌、 讽刺、 比喻和疯人的话语等等 —— 在特定的场合往往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声音， 而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则是对主流文化和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的反抗。[20]

其次， “形式语用学”的关键因素是语言的有效性要求， 即话语的“真实性”、 “正确性”和“ 真诚性”构成了语言交流的前提条件。这些有效性要求提出了所谓的“理想语境”的问题，哈贝马斯主张，只有在满足了有效性要求的条件下，即在一种“理想语境”中，人们才能够进行语言交流， 并达到理解和获得共识。但是，一方面，人们对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要求的理解显然存在着分歧，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这种“理想语境”实质上是一个语言乌托邦，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 是正义还是合法性?

罗尔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使正义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对罗尔斯来说， 正义是主题， 意味着正义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 决定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 。[21]

在晚近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 罗尔斯对社会基本结构给予了更明确的解释：“所谓基本结构， 我是指社会的主要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及它们是如何融合成为一个世代相传的社会合作之统一体系的” 。[22]

罗尔斯的正义是实质的，也就是说， 他的正义观念包含了对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价值的承诺。正义所蕴涵的价值( 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 应该体现在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政治和法律制度中， 只有这样， 一个社会才能说是正义的。换言之， 一个社会只有体现了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价值， 它才能够是正义的。

哈贝马斯的正义是程序的， 也就是说， 他不肯对任何价值( 即使是自由、 平等和权利) 做出预先的承诺。任何正义， 或代表正义的任何价值， 都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反过来说， 任何没有通过合法程序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哈贝马斯的主题与其说是正义， 不如说是合法性。

正是在这里， 罗尔斯对哈贝马斯提出了批评。

首先， 罗尔斯指出， 哈贝马斯通常使用的是“合法性”概念， 而不是“正义”概念。这意味着对于哈贝马斯， 关键的问题是合法性， 而不是正义。

其次， 罗尔斯提出， 合法性与正义不是一回事。一个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法律是合法的， 但它仍然可能是不正义的。

最后， 罗尔斯认为， 与正义相比， 合法性是一个更弱的观念， 对行为所施加的约束也更弱 。[23]

在罗尔斯的批评中， 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是正确的， 无需辩护。第二点则暗含了一个区别， 即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 所以正义同合法性不是一回事。实际上， 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误解了哈贝马斯。对于哈贝马斯，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的合法性， 同时就是对它进行道德的批判。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是合法的，不是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符合法律的， 而是意味着它们是合乎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 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正义与合法性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两人基本理论旨趣的差别。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政治制度问题， 他试图寻找一种将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实现出来的最佳途径。因此， 罗尔斯的基本态度是建设性的、 积极的和肯定的。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关心的则是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揭示出它所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以推动社会的改革、 完善和进步。所以， 哈贝马斯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政治制度问题， 他试图寻找一种将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实现出来的最佳途径。因此， 罗尔斯的基本态度是建设性的、 积极的和肯定的。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关心的则是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揭示出它所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以推动社会的改革、 完善和进步。所以， 哈贝马斯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

应该指出， 正义理论和合法性理论本质上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共同维护着西方主流思想。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是当今西方主流思想家， 但我们也应看到， 他们两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罗尔斯对西方现代主流思想所信奉的价值( 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 具有坚定的承诺， 而且他也承认自己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如洛克和康德) 之间存在着思想的渊源关系，因此，罗尔斯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自由主义者。

哈贝马斯则很难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第一， 他对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价值是认同的， 但没有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条件的承诺； 第二，他的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 不是渊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而是渊源于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第一， 他对自由、 平等和权利等价值是认同的， 但没有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条件的承诺； 第二，他的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 不是渊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而是渊源于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的这种不同既产生于欧洲社会与英美社会的不同， 也同时在产生着欧洲社会与英美社会的不同。

注释：

[1][2][7][21].John Rawls， A T 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5- 86、 86、 116、 7.

[3][4][6].Ju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 he MIT Press， 1990， p. 89、 88、 103.

[5].Thomas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rgen Habermas， The MIT Press， 1978， p. 326.

[8][9][10][18][19][22][23].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21、 421、 429、 395、 419、11、 427-428.

[11][12][13].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9- 30、 67- 69、 69页.

[14][15][16][17].Jurgen Habermas， T he T 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Beacon Press， Boston， 1984， pp. 307-308、 126- 127、127- 128、 136- 137.

[20]Stephen K. White， T he Recent Work of Jurgen Haberm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0- 31.

以农业生产与聚落形态而论，“文化”的发生接近万年，以城市、文字、宗教为基本要素的“文明”亦超过五千年，人类智慧经过数千年之酝酿，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才孕育出哲学，而清晰且自觉的哲学体系唯在古希腊发生，哲学何以如此难产？

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在技术、思想、宗教、政治等领域皆有高度成就，何以未促成哲学的发生？而雅典城区区十万公民却可以创造丰富的哲学流派并奠定现代文明的基色？

今晚9：00－10：00，我们慧田微课堂继续邀请元宝老师（高校教师，武汉大学博士，西南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哲学、中西比较文化等）为我们直播【希腊哲学十讲】之二「波斯、雅典和斯巴达——为何产生哲学的是城邦政治而非世界帝国？」元宝老师将从雅典城邦政治与自由思想的视角，带领我们一同探究诸古代文明中希腊文明的特质所在，走一小段对现代西方文明反本溯源的探索之路：

1，希腊早期文明与城邦时代的显著差异在哪里？ 2，希腊文明传统与其他古代文明之同异在哪里？ 3，哲学较之宗教、历史、文学、政治等文明要素的差别是什么？ 4，由希腊哲学谈哲学发生的特定文化形态及哲学生长之偏好性又是什么？

1，希腊早期文明与城邦时代的显著差异在哪里？ 2，希腊文明传统与其他古代文明之同异在哪里？ 3，哲学较之宗教、历史、文学、政治等文明要素的差别是什么？ 4，由希腊哲学谈哲学发生的特定文化形态及哲学生长之偏好性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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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李 德 元董 建 辉

提要|自20世 纪 以 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 呈 现 出 日 趋 新颖且丰富的学术场景，并成为人们批判性地审视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工具。本 文 通 过 对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梳理，突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理 论 架 构及 其 发 展 流 变，以期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关 键 词|国 际 关 系理 论 流 派,西 方 国 家中

图 分 类 号|D81作 者 信 息|

l 李 德 元，男，1967年 生，博 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361005。董 建 辉，男，1966年 生，博 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361005。

l 国际关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多学科 的 交 叉 研 究 中 成 长 起 来 的 一 门 学 科，①其主 旨 是 建 构 一 套 分 析 框 架 和 理 论 体 系，以 探讨 个 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战争、和 平 与发 展 问 题。自20世 纪 以 来，在 众 多 国 家 和 地区 学 者 的 共 同 努 力 下，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已呈 现 出 日 趋 新 颖 且 丰 富 的 学 术 场 景，并 成 为人们批判性地审视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工具。随 着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流 派 的 演 进，西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的 研 究 范 式、理 论、方 法、争论 焦 点、发 展 趋 势 等 日 趋 明 晰。笔 者 大 致 把20世 纪 以 来 的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流 派 的 演进 分 为4个 阶 段，②通过对诸种大中型理论演 进 脉 络 的 梳 理，展 现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学 科 的知 识 谱 系、理论架构及其发展流变，以 期 帮 助人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 方 法。一、1919～1945年:西 方 国 际 关 系理论的发轫与自由主义流派的兴起西 方 国 际 关 系 学 科 的 创 立 以1919年 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为标志，反映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对结束战争的希冀。此 后，来 自 法 学、历 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循着各自的学科思路对国际关 系 理 论 展 开 了 学 术 探 讨，逐 渐 形 成 了 自 由主 义、现 实 主 义、马 克 思 主 义 等 几 个 主 要 理 论流 派。这些理论流派大都局限于各自的学科视 野，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架构;所侧重的多是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但 是，它 们 毕 竟 开创了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滥觞。两 次 世 界 大 战 期 间，在西方各种国际关系 理 论 流 派 中，自由主义占据着相对的主导511①②学 界 普 遍 认 为，早 在 现 代 民 族 国 家 诞 生 之前，一些思想家就已开始思索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促成了国际关系的学科认同。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几个阶段，本文主要结合国际重大历史事件和国际关系学的标志性论著来进行划分。国 内 学 者 也 有 其 他 不 同的 划 分 方 式，详 见 秦 亚 青:《现代国际关系的沿革》，载《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白 云 真、李 开 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 江 人民 出 版 社，2009年。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学科流派地 位。自 由 主 义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肇 基 于17～18世 纪 启 蒙 运 动 所 形 成 的 理 性 主 义、自 由 主义 传 统，以 个 人 的 自 由 和 权 利 为 研 究 的 出 发点，并 将 国 际 社 会 的 国 家 与 国 内 社 会 的 个 人进 行 类 比，或 将 国 内 原 则 延 伸 到 世 界 政 治 中。它坚持人性本善的哲学观点，相信人们能够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等来避免战争与 侵 略 等 国 际 现 象，进 而 保 护 个 体 的 自由、正义与和 平，从而使国际关系的进步与改善成为可能。为此，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个体的自由在构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自由的保障有助于和平的实现，因为尊重个体自由的政府 会 由 于 受 到 约 束 而 在 外 交 政 策中具有和平 的 意 图。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自 由 主 义“强 调 个 人，试 图 理 解 集 体决定，从伦理 角 度 促 进 人 权，试图改善人类环境”，①体现了对个体自由、社会进步及利益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乐观追求。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又发展出理想主义 和 功 能 主 义 这 两 种 主 要 的 研 究 倾 向。理 想主 义 相 信 人 类 理 性 的 力 量，对 如 何 建 立 一 个和 平 的 世 界 新 秩 序 充 满 憧 憬。它 主 张 从 政府、国 际 组 织、国 际 舆 论、道 德、国 际 法 等 层 面唤 醒 人 们 的 民 主 意 识，通 过 启 蒙 和 教 育 等 克服 人 们 的 无 知 与 偏 见，以 促 进 世 界 和 平 秩 序的 构 建。1918年，美 国 总 统 威 尔 逊(W.Wilson)提 出 了“十 四 点”原 则，集 中 反 映 了 他的 理 想 主 义 思 想。②威 尔 逊 强 调 建 立 国 际 组织 和 国 际 合 作 的 重 要 性，倡 导 多 边 国 际 机 制与 集 体 安 全 机 制，确 信 国 际 法 和 国 际 公 约 可确 保 国 际 和 平，并 对 强 权 政 治 和 大 国 外 交 提出 了 批 评。欧 洲 理 想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国联③的 积 极 谋 划 者 齐 默 恩(A.Zimmern)在《中 立 与 集 体 安 全》(1936年)、《国 联 与 法 律的 规 则》(1936年)等 著 作 中，强 调 民 主 和 公众 教 育 在 世 界 政 治 中 的 中 心 地 位，主 张 用 教育 和 知 识 来 完 善 人 性，唤醒人们的民主良知，以 确 保 国 际 和 平 的 实 现。他还强调国联在构建 国 际 法 架 构 中 的 作 用，以 及 英 联 邦 在 确 立文 明 的 国 际 准 则 方 面 的 重 要 性。理 想 主 义 在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发 展 过 程 中“占 有 一 席 之 地，因 为 它 们 有 助 于 确 立 质 疑 既 定 制 度(国 家 主权、均 势、旧 式 外 交、武 器 的 私 人 制 造)的 可能 性;并 且，即使现在它们给出的答案并没有给 我 们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但 是 它 们 至 少 提 出了 这 样 一 个 问 题，即 在 与 和 平、国 际 秩 序 等 客体 的 关 系 中，这 些 制 度 起 到 了 怎 样 的 作用?”④但 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表明，纯 粹 依 赖国际法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和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国际格局依然是由大国所主导和控制的。所 以，正 如 有 的 学 者 所 指 出 的，“理 性 主 义 可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 却 不 能 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⑤功能主义则侧重从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等 层 面 阐 释 自 由 主 义 理 论，认 为 解 决 政 治 冲突和消弭战争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强 调从 各 国 的 共 同 利 益 出 发，通 过 不 断 加 强 相 互间的合作来实现避免战争、实 现 和 平 的 目 的。

 

米 特 兰 尼(D.Mitrany)是 功 能 主 义 的 创 始 人和 主 要 代 表，他 在《国 际 政 府 的 进 展》(1933年)、《有 效 的 和 平 体 制》(1943年)等 著 作 中提 出，世界正处在一个政治变革、社 会 变 迁 和科 技 发 展 的 时 期，国 与 国 之 间 应 该 在 交 通、科技 等 领 域 建 立 功 能 性 合 作，这 种 合 作 既 可 以611①②③④⑤

 

〔美〕罗伯特·基欧 汉:《局 部 全 球 化 世 界 中的自由主义、权力 与 治 理》，门 洪 华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2004年，第12页。WoodrowWilson，TheFourteenPoints，in PhilWilliam，DonaldGoldsteinandJayShafritz(eds.) ，ClassicalReading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tWorth:Har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1999，pp.23～26.

 

国 联(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 国 际 纠 纷，但却不能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被联合国所取代。〔英〕詹 姆 斯·德·代 元 主 编:《国 际 关 系理 论 批 判》，秦 治 来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英〕爱德 华·卡 尔:《二 十 年 危 机:1919～1939》，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学科流派避 免 所 建 立 的 国 际 性 机 构 过 于 松 散，又 可 以在共同生活的某些领域建立广泛且稳定的权威。基 于 此，他主张打破传统的领土主权观，而 建 立 一 个 独 立 的 国 际 性 功 能 机 构。这 个 机构 初 期 由 少 数 国 家 组 成，尔 后 其 他 国 家 可 以自 由 加 入 和 退 出。这种合作会自动进行扩张，最 终 形 成 一 个 功 能 性 的 网 络，进 而 促 进 地区 乃 至 国 际 一 体 化 的 形 成。功能主义理论对莫 内(J.Monnet)、舒 曼(R.Schuman)等 欧 共体 创 始 人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并 在 战 后 成 为新功能主义和地区一体化理论发展的渊薮。这 一 时 期，一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现 实 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也将国际关系纳入了自 己 的 研 究 视 阈，但 他 们 的 探 究 对 整 个 国 际关 系 学 的 影 响 微 乎 其 微。挪威国际关系研究专 家 克 努 成(T.L.Knutsen)评 价 说，“在 两 次战 争 之 间 至 少 同 时 存 在4种 世 界 政 治 观 点:理 想 主 义、权 力 政 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后三者从未得到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学科的 承 认，即 使 偶 然 提 及，也总是被认为如果不是 破 坏 性 的 至 少 也 是 无 益 的”。①

 

二、1945～1979年:西 方 国 际 关 系理论的嬗变与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确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 西 方 冷战 开 始，自 由 主 义、马克思主义等都在经历着深 刻 的 变 化，英 国 学 派 也 在 一 些 欧 洲 国 家 逐渐 形 成。其 中，自 由 主 义 演 进 为 以 哈 斯(E.B.Haas)等 人 为 代 表 的 新 功 能 主 义 等 理 论 流派。哈斯继承了米特兰尼等人的旧功能主义思 想，强 调 功 能 领 域 合 作 对 一 体 化 的 重 要 意义，但是他们更看重国家权力的作用，认 为 各民族国家内各种政治力量因追求各自的利益而 施 加 压 力 所 产 生 的 相 互 作 用，是 推 动 一 体化 发 展 的 动 力。与 旧 功 能 主 义 相 比，新 功 能主 义“更 加 政 治 化、国家化和制度化，即 更 加强 调 一 体 化 的 政 治 过 程 方 面，注 重 意 识 形 态和 价 值 观 念 等 政 治 因 素”。②

 

代 表 第 三 世 界的国际关系学者则关注民族与殖民地解放战争，秉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而在20世 纪60～70年代提出了依附论和世界体 系 论，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依附 论(dependencytheory)是 研 究 发 展 中 国 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主 要 代表 人 物 有 阿 根 廷 的 普 雷 维 什(R.Prebisch)、英 国 的 弗 兰 克(A.G.Frank)、巴 西 的 多 斯－桑 多 斯(T.Dos-Santos)和 埃 及 的 阿 明(S.Amin)等。他 们 认 为，世 界 被 分 为 中 心 国 家(发 达 国 家)和 外 围 国 家(发 展 中 国 家) ，前 者在 世 界 经 济 中 居 支 配 地 位，后 者 受 前 者 的 剥削 和 控 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 于 中 心 与 外围 之 间 国 际 地 位 的 不 平 等，导 致 中 心 与 外 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但 在 如 何 解 决这种不平等的依附这个问题上，各 位 学 者 的观 点 大 相 径 庭，弗兰克主张调整和改善国际经 济 秩 序;普雷维什主张致力于外围国家的工 业 化;而阿明则主张彻底消灭世界资本主义 制 度。世 界 体 系 论(worldsystemtheory)的代 表 人 物 是 美 国 的 沃 勒 斯 坦(I.Wallerstein)和 霍 普 金 斯(T.Hopkins)。他 们 运 用 中 心—外 围 依 附 关 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 而 解 释16世 纪 以 来 的 世 界 发 展 史。此 外，欧 洲 的 一些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则 继 承 格 劳 秀 斯(H.Grotius)、洛 克(J.Locke)等 人 关 于 国 际 关 系的 思 想 传 统，形 成 了 英 国 学 派。英 国 学 派 强调国际社会是由共同的目的或利益、法 律 与外 交 等 共 同 规 则，以及共同的命运结合而构成 的。他 们 以 国 家 体 系、国际社会等为研究主 题，认 同 实 证 主 义、诠 释 学 和 批 判 性 的 方 法论 上 的 多 元 化，以 帮 助 理 解 国 家 体 系、国 际 社会 的 独 特 性，从而为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许多具有批判性与规范性的研究议题。③711①②③〔挪 威〕托 布 约 尔·克 努 成:《国 际 关 系 理论 史 导 论》，余 万 里、何 宗 强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74～75页。参 见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23页。

学科流派简 而 言 之，在 这 一 时 期，自由主义强调国家 之 间 的 合 作 及 一 体 化 的 重 要 性，马 克 思 主义 关 注 平 等、公正及国际不平等的根源，而 英国学派则注重对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多层面 探 究。但 总 的 来 看，主 导 这 一 时 期 国 际 关系 研 究 的 还 是 现 实 主 义 的 理 论 范 式。与 上 述诸 种 理 论 不 同，现 实 主 义 持 人 性 本 恶 的 悲 观主 义 哲 学 理 念，强 调 国 家 的 本 质 就 是 追 逐 利益 和 权 力，并 由 此 得 出 国 家 间 冲 突 和 战 争 不可 避 免、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结论。尽 管 他 们 并 不 完 全 否 定 道 德、法 律 与 外 交 在国 际 关 系 中 的 作 用，但 他 们 认 为，因 为 武 力 威胁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所以维持国家间军备力量的均势是调节冲突与 维 系 和 平 的 关 键 机 制。尼布 尔(R.Niebuhr)、卡 尔(E.H.Carr)、摩 根 索(H.Morgenthau)等 人 是 现 实 主 义 理论 的 主 要 创 立 者，但 奠 基 人 却 是16世 纪 的 马基 雅 维 利(N.Machiavelli)、17世 纪 的 霍 布 斯(T.Hobbes)和18世 纪 的 卢 梭(J.Rousseau)等 思 想 家。马 基 雅 维 利、霍布斯等人认为，国家 的 行 为 源 于 对 利 益 的 追 求，而 国 家 的 生 存是 最 大 的 利 益。国 家 对 权 力 和 利 益 的 追 逐，决 定 了 国 际 关 系 冲 突 的 本 质。在 国 际 关 系中，基 于 自 然 法 的 国 际 道 德 与 法 律 义 务 是 不存 在 的，道德的考虑必须让位于国家的利益。早 在20世 纪30～40年 代，受 马 基 雅 维 利、霍布 斯 等 人 的 影 响，尼 布 尔、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就对当时盛行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 深 刻 反 思，从 而 奠 定 了 现 实 主 义 的 思 想 基础。1932年，尼 布 尔 在《道 德 的 人 与 非 道 德的 社 会》中 指 出，个人行为可以是道德的和利 他 的，但 国 家 的 行 为 动 机 却 是 自 私 的。1939年，卡 尔 在《二 十 年 危 机(1919～1939)》一 书 中，将矛头直指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从 而 掀 起 了 国 际 关 系 学 史 上 的 第 一 次 论战，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1948年，摩 根 索 在《国 家 间 政 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 争》中阐释了现实主义的系统思想、基 本原 则 和 研 究 范 式，成 为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流 派 确立 的 标 志。他 提 出，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 获 得 权 力、增 加 权 力 和 保 持 权 力。权 力 不仅 是 国 家 生 存 的 手 段，而 且 是 国 际 关 系 的 目的 和 国 家 本 身 的 目 的。①国 际 关 系 学 科“必须 寻 求 归 纳，而 不 是 仍 旧 关 注 独 特 事 件;本 质上 而 言，国家间关系展示了行为和重复性的模 型;学科的核心是探索国家行为的根源以及 关 系 类 型”。②摩根索本人也因为对现实主义的贡献而被称为“战 后 现 实 主 义 之 父”。在 此 期 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第二次论 战，即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主义与倡导行为科学方法的行为主义之争。争 论 的 焦 点 集 中 体 现 在:行 为 主 义 将 价值 标 准 排 除 在 研 究 之 外，轻 视 国 际 关 系 的 道义、伦 理 问 题，强调用数学分析和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 传 统 主 义否 认 价 值 中 立 的 可 能 性，重 视 国 际 关 系 的 伦理、道德和法律等因素，主 张 对 国 际 关 系 进 行传统的历史和哲学研究。此 次 论 战 的 核 心 是方 法 论 的 问 题，其结果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取 得 了 优 势，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式得到了 整 合，与之关联的材料积累与数据分析也得 到 了 重 视。但 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取得 了 话 语 霸 权，却导致了其他研究范式或多或 少 地 被 边 缘 化，③现 实 主 义 理 论 也 因 此 受到 重 大 影 响。20世 纪70年 代 初，爆发了震撼全球的世 界 石 油 危 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能 源 短缺、人口爆炸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困扰着 整 个 国 际 社 会。战 后 一 直 在 西 方 国 际 关 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已 经 无 法充分诠释和阐明国际社会现实。另 一 方 面，支配着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是行为主义811①②③HansJ.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York:AlfredAKnopf，1960，pp.37～40.K.J.Holsti，InternationalPolitics:AFrameworkforAnalysis，N.J.:Prenticehall，Inc.，1983，p.9.参 见 秦 亚 青，2005年，第219页。

学科流派理 论，而现实主义与行为主义明显不相协调。在 此 背 景 下，一 些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开 始 尝试 对 现 实 主 义 进 行 修 正、改 造 和 补 充，在 此 基础 上 形 成 了 新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流 派，而 此 前 的现 实 主 义 则 被 称 为 古 典 现 实 主 义。新现实主义最先是由美国的批判理论家考 克 斯(R.W.Cox)提 出 的，最 典 型 的 代 表 人物 则 是 美 国 的 华 尔 兹(K.N.Waltz)、吉 尔 平(R.Gilpin)、鲍 德 温(D.Baldwin)等 人。华 尔兹 于1979年 发 表 的《国 际 政 治 理 论》是 国 际关 系 理 论 与 研 究 范 式 汇 聚 的 一 个 顶 峰。①                                                   华尔 兹 以 国 际 体 系 的 无 政 府 性 为 基 本 前 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 为 国 际 政 治 的 核 心 变 量，形 成 了 以 国 际 体系 结 构 诠 释 国 家 行 为 的 严 谨 的 理 论 体 系，简称“结 构 选 择”。以 方 法 论 的 标 准 衡 量，“结构 选 择”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实践证伪性，比 较 容 易 演 化 出 理 论 假 设。通 过 理 论、假设、数 据、验 证 等 步 骤，得 出 分 析 结 果。②华尔兹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研究范 式，是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发 展 和 学 科 趋 于 成 熟的 标 志。③克 努 成 评 价 指 出，“华 尔 兹 的 著 作在 方 法 论 上 是 复 杂 的，在 理 论 上 是 丰 富 的。它 对 社 会 科 学 经 典 著 作、当 代 系 统 论、理 性 角色 模 式，以 及 对 于 结 构 人 类 学 和 语 言 学 的 偏好，引 发 了 直 接 的 争 论。这 一 紧 随 其 出 版 之后的争论超越了对于国家和权力的狭隘强调。它 直 面 理 论 建 设 的 性 质、方 法 与 方 法 论之 间 的 关 系、国 际 关 系 学 研 究 的 适 当 程 序 设计，以 及 其 他 抽 象、与科学哲学有关的问题”。④华 尔 兹 的《国 际 政 治 理 论》对 其 他 新现 实 主 义 者 的 思 想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三、1979～1991年:现 实 主 义 理 论的式微与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构20世 纪60年 代 末 至70年 代，现 实 主 义因 为 恪 守 国 家 中 心 主 义 以 及 对 跨 国、国 内 的社 会 进 程 研 究 的 缺 失 而 备 受 争 议。以 跨 国 主义、相互依赖论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以 依 附论、世 界 体 系 论 等 为 代 表 的 新 马 克 思 主 义 向现 实 主 义 发 起 了 挑 战，掀 起 了 国 际 关 系 学 的第 三 次 论 战。现实主义和跨国主义的争论成为 第 三 次 论 战 的 焦 点，新 马 克 思 主 义 则 在 第三 次 论 战 中 处 于 边 缘 地 带。跨 国 主 义 者 认为，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嬗变，国 家 边 界 正 在日 益 弱 化，现实主义关注的纯粹政府间交往的研究不利于国际关系的阐释，因 而 应 该 关注跨越国界的所有交往行为与活动方式。⑤经 过 争 论，到20世 纪70年 代 末，现 实 主 义 者不再恪守国家中心主义，转 而 注 重 借 由 个 人、国 家 和 国 际 体 系 的“多 层 次 分 析 法”来 构 建国 际 体 系 理 论。但 与 之 前 在 国 际 关 系 学 领 域的 强 势 地 位 相 比 较，现实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式 微 之 势。与现实主义式微形成对照的是，20世 纪80年 代 以 后，自 由 主 义 出 现 了 复 兴 的 态 势。其 突 出 表 现 之 一 是，自由主义演进为诸多新自 由 主 义 流 派。其 中，又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 论 化 程 度 最 高，影 响 最 大，主 要 代 表 人 物 包括 基 欧 汉(R.Koehane)、奈(J.Nye)、奥 兰·杨(OranYoung)等。基 欧 汉 和 奈 都 是 跨 国 主 义者，强调跨国关系及国家之间体系相互影响的 重 要 性。两 人 于1972年共同主编了跨国关 系 研 究 的 开 山 之 作《跨 国 关 系 与 世 界 政治》，1977年又出版了跨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作《权 力 与 相 互 依 赖》。1984年，基 欧 汉 在《霸 权 之 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 调 具 有 理性的人所创造和建立的制度对于人们在相互911①②③④⑤很 多 学 者 将 该 书 的 出 版 视 为20世 纪 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划分的标志(如秦 亚 青，2005年;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 ，笔 者 也认同这一划分方式。参 见K.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参 见 秦 亚 青，2005年，第218～221页。〔挪 威〕托 布 约 尔·克 努 成，2004年，第276页。参 见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407～408页。

学科流派依 赖 的 社 会 中 的 决 策 和 行 为 的 重 大 影 响，强调政治进程的可变性与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 合 作，淡 化 冲 突 以 及 权 力 结 构。该 书 构 成了 新 自 由 制 度 主 义 的 理 论 基 础，尔 后 延 伸 到全 球 主 义 治 理 的 理 论 框 架 之 中。①以 多 伊 尔(M.W.Doyle)为 代 表 的 民 主和平论也是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的一支重要的 理 论 流 派。民主和平论从国家政体类型层面 阐 释 国 家 行 为，侧 重 于 对 民 主 如 何 促 进 国家 之 间 的 和 平 等 问 题 的 研 究。多 伊 尔 主 要 关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原则是如何影响自由主 义 国 家 的 外 交 事 务 的，认 为 自 由 权 利 和 利益的政治联系奠定了自由主义国家之间互不侵 犯 的 坚 实 基 础;新 现 实 主 义 和 新 马 克 思 主义只能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国际稳定的某些层面，对 于 自 由 主 义 的 和 平 世 界 的 诠 释 几 乎 没有 任 何 指 导 意 义。民主和平论为处理国家之间 的 外 交 事 务 确 实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借 鉴。这 一 时 期，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在 发 展 过程 中 还 有 两 条 线 索 值 得 关 注。一 是 国 际 关 系理 论 的 三 种 基 本 研 究 范 式(现 实 主 义、自 由主 义、马 克 思 主 义)的 分 类 在20世 纪80年 代趋 于 成 熟。克努成认真研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基本研究范式后得出结论:“这 一 分类法把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著作置于国际关系实 践 的 三 种 传 统 的 社 会 背 景 之 中:国 家 间 的体 系、传 统 的 互 动 系 统 和 道 德 一 致 性。它 抓住了影响当代政治学思想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自 由 主 义、保 守 主 义 和 左 翼 激 进 主 义。”②二 是 新 现 实 主 义 与 新 自 由 主 义 之 争，掀 起 了国 际 关 系 学 的 第 四 次 论 战。它们之间的争论主 导 着20世 纪80年代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流 派 的 研 究 视 阈 和 主 要 议 程。争 论 的 焦 点 主要 集 中 在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性 质 和 后 果、国 际 合作 的 可 行 性、国 家 的 收 益 分 配 以 及 一 些 具 体问 题 层 面。新 现 实 主 义 侧 重 于 对 国 家 权 力、安 全、生 存 等 问 题 的 研 究，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国际合作依 赖 于 国 家 权 力，以及相对收益的重要性。新 自 由 主 义 侧 重 于 对 政 治 经 济、社 会 福 利 等问 题 的 研 究，在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同时还关注相互依赖的问题和国际合作的可 能 性，以及绝对收益的重要性。经 过 争 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经历了一个自我约束、再重新定义的过程，出 现 了 新 自 由 主 义 与新 现 实 主 义 的 融 合，彰显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 性 主 义 认 识 论。③

四、1991年 至 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整合与建构主义的勃兴20世 纪90年 代，冷 战 结 束，国 际 关 系 出现 了 新 的 深 刻 变 化，由此催生了国际关系理论 研 究 的 许 多 新 视 阈，进 而 促 进 了 西 方 国 际关 系 理 论 研 究 的 深 入 发 展，许 多 理 论 流 派 均呈现出新的理论形式。新 现 实 主 义 与 新 自 由主 义 之 间 的 差 异 日 益 缩 小，并 产 生 了 理 论 上的 整 合，它 们“都 探 讨 无 政 府 问 题，而 且 它 们都 以 同 样 的 功 利 主 义 的、理 性 主 义 的 方 式 来从事 这 一 探 讨”。④  与 此 同 时，建 构 主 义 开 始勃 兴，并取得与新现实主义、新 自 由 主 义 平 等对 话 的 地 位，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研 究 的 主 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20世 纪80～90年代在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流派，它主张用社会学的眼光审视国际政治，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形成 的，强 调 机 构、规 则 和 认 同 在 国 家 行 为 和 利益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1989年，奥 努 弗(N.G.Onuf)在《我们造就的世界:论 社 会 理论 与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规 则 与 统 治》中 第 一 次 把“建 构 主 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学领域。1992年，温 特(A.Wendt)发 表 了《无 政 府 状021①②③④参 见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86页。〔挪 威〕托 布 约 尔·克 努 成，2004年，第257页，第260页。参 见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409～410页。〔挪 威〕托 布 约 尔·克 努 成，2004年，第283页。

学科流派态 是 国 家 造 就 的:权 力 政 治 的 社 会 构 建》一文，引 起 了 巨 大 轰 动。该 文 被 认 为 是 建 构 主义 勃 兴 的 标 志 性 宣 言。温特在文章中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致认可并作为研究起点的问 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强 调“无 政府 状 态 是 国 家 造 就 的”。克 拉 托 赫 维 尔(F.Kratochwil)、瑞 斯(T.Risse)、泽 富 斯(M.Zehfuss)等欧洲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致力 于 国 际 政 治 的“社 会 建 构”，使 得 建 构 主 义在 短 时 间 内 便 一 跃 而 成 为 与 新 现 实 主 义、新自 由 主 义 并 驾 齐 驱 的 理 论。在 建 构 主 义 的 挑 战 下，面 对 冷 战 结 束、欧盟 成 型 等 国 际 政 治 现 实，新 现 实 主 义、新 自 由主 义 也 在 修 正 和 调 整 自 己 的 理 论 观 点，以 便增 强 对 现 实 的 解 释 力。在 此 背 景 下，新 现 实主 义 逐 步 演 进 为 进 攻 性 现 实 主 义、防 御 性 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三种理论流派。进 攻 性 现 实 主 义 以 米 尔 斯 海 默(J.Mearsheimer)、莱 恩(ChristopherLayne)等 人为 代 表，主 张 在 国 际 体 系 层 次 的 无 政 府 状 态下，国 家 获 取 安 全 的 最 佳 手 段 是 权 力 的 最 大化，所 以 在 国 际 政 治 中 几 乎 不 存 在 维 持 现 状的 国 家。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埃 弗 拉(S.VanEvera)、沃 尔 特(S.Walt)等人，认 为 国 际 结 构 几 乎 不 为 国 家 提 供 任 何 寻求 权 力 增 生 的 诱 因，相 反 它 促 使 国 家 维 持 现有 的 均 势，守 住 权 力 而 不 是 增 加 才 是 国 家 的主 要 目 标。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古典现实主义与 新 现 实 主 义 的 综 合，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有 施 韦勒(R.Schweller)、布 朗(M.E.Bworn)和 扎卡 利 亚(F.Zakaria)等。他 们 把 国 际 体 系 层次 与 国 内 层 次 的 不 同 变 量 结 合 起 来，分 析 国家 行 为 体 的 外 交 政 策，认 为“外 交 政 策 并 不是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的 国 家 制 定 的，而 是 政 府 制定 的;因 此 至 关 重 要 的 是 政 府 力 量 而 不 是 国家 力 量”。①新自由主义则在基欧汉的国际制度论的基 础 上，进 一 步 发 展 为 奥 兰·杨 的 国 际 机 制论 和 罗 西 瑙(J.Rosenau)的 全 球 治 理 论。奥兰·杨制定了一个关于国际机制的理论框架，从 机 制 的 任 务、机 制 的 有 效 性、机 制 的 变迁 和 机 制 的 关 联4个 方 面，探 讨 国 际 机 制 影响国际社会中互动的个体和集体行为的方式，进而揭示作为治理体系的国际机制的本质 特 点。罗西瑙则抛弃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 的 传 统 分 析 方 法，致力于分析参与全球治理 的 国 家、国 际 制 度、非 政 府 组 织、个 人 等 不同 主 体 间 的 复 杂 关 系，进 而 探 索 一 体 化 和 分化这两个矛盾的过程同时展现的国际大背景下，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建构方式和途径。在 一 定 意 义 上，这种研究是国际机制研究的延 续 和 深 化，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全球政治进 行 多 层 次 治 理 的 理 解，也 有 助 于 对 非 国 家行为体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认识。②此 外，20世 纪80年代兴起的后实证主义 如 建 构 主 义、批 判 理 论、后 现 代 主 义、历 史社 会 学、规 范 理 论、后 殖 民 主 义、女 性 主 义 等非 主 流 理 论 流 派，到90年代以后也得到了迅速 发 展。它们与以新旧现实主义和新旧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展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 第 五 次 大 论 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哲学 基 础 与 元 理 论(metatheory)两 个 层 面。在哲 学 基 础 层 面 上，实证主义坚持认识论上的经 验 主 义、方 法 论 上 的 一 元 论、本 体 论 上 的 客观实在论和价值论上的价值中立论，而 后 实证主义则主张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方 法 论上 的 多 元 化、本体论上的社会建构论和价值论 上 的 批 判 性。在 元 理 论 层 面 上，争 论 主 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性 问 题，尤其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与目 的 问 题。在 研 究 对 象 与 范 围 上，后 实 证 主义比实证主义更关注社会、历 史 和 文 化 问 题。在 理 论 的 客 观 性 问 题 上，实 证 主 义 坚 持 客 观主 义，后实证主义则坚称意义与理解是建构出 来 的。在 理 论 的 评 价 标 准 上，实 证 主 义 坚持 理 论 的 真 理 性 标 准，后 实 证 主 义 则 否 认 真121①②〔美〕法 利 德·扎 卡 利 亚:《从 财 富 到 权力》，门 洪 华 译，新 华 出 版 社，2001年，第35页。参 见 白 云 真、李 开 盛，2009年，第93页。

学科流派理 的 存 在。无 论 如 何，实 证 主 义 与 后 实 证 主义 之 争，标 志 着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的 哲 学 转向，体 现 了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流 派 从 方 法 论 到 知识 论 的 转 变，同 时 也 拓 宽 了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的视 野 与 范 围。从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历史发 展 的 脉 络 可 以 看 出，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流派 的 演 进 具 有 以 下 特 质。首 先，研 究 范 式 向多 元 化 方 向 发 展。第一阶段以自由主义的研究 范 式 为 主，第 二 阶 段 以 现 实 主 义 和 科 学 方法 论 为 主，第 三 阶 段 又 以 自 由 主 义 研 究 范 式为 主，第四阶段则进入了以建构主义、新 现 实主 义、新 自 由 主 义 三 种 基 本 研 究 范 式 并 立 为主 的 时 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多种理论与方 法 同 时 并 存，有 时 是 同 一 种 研 究 范 式 中 多种 方 法 并 存。其 次，研 究 的 主 旨 从 权 力 政 治向 人 类 的 终 极 关 怀———人 演 进。现 实 主 义 恪守 国 家 中 心 主 义，强调国家的权力政治，权 力政 治 是 一 切 国 际 关 系 的 核 心。自 由 主 义 则 强调 个 体 自 由 的 保 障 有 助 于 和 平 的 实 现，试 图限 制 国 家 的 权 力 政 治。国际关系学的前四次大 论 战，实 质 上 就 是 在 现 实 主 义 与 自 由 主 义之 间 展 开 的，也 即 是 围 绕 国 家 的 权 力 政 治 展开 的。第 五 次 大 论 战，以 建 构 主 义 为 代 表 的后 实 证 主 义 质 疑 以 新 自 由 主 义、新 现 实 主 义为 代 表 的 实 证 主 义，取得了与新自由主义、新现 实 主 义 平 等 对 话 的 地 位，表 现 出 强 烈 的 国际 政 治 权 利 平 等 的 要 求。由 此 可 见，20世 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旨越来越多 地 关 注 各 个 民 族 与 国 家 的 社 会、历 史 和 文化，强 调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向 权 力—权 利—人的 方 向 演 进。参 考 文 献:1.白 云 真、李 开 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2.秦 亚 青:《现代国际关系的沿革》，《国 际 前 沿问 题 研 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3.〔挪 威〕托 布 约 尔·克 努 成:《国 际 关 系 理 论史 导 论》，余 万 里、何 宗 强 译，天 津 人 民 出 版社，2004年。4.倪 世 雄 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 旦大 学 出 版 社，2001。5.〔美〕罗 伯 特·基 欧 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 自 由 主 义、权 力 与 治 理》，门 洪 华 译，北 京大 学 出 版 社，2004年。6.〔美〕法 利 德·扎 卡 利 亚:《从 财 富 到 权 力》，门 洪 华 译，新 华 出 版 社，2001年。7.〔英〕詹 姆 斯·德·代 元 主 编:《国 际 关 系 理论 批 判》，秦 治 来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8.〔英〕爱 德 华·卡 尔:《二 十 年 危 机(1919～1939)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导 论》，秦 亚 青 译，世 界知 识 出 版 社，2005年。9.HansJ.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York:AlfredA.Knopf，1960.10.K.J.Holsti，InternationalPolitics:AFrameworkforAnalysis，N.J.:Prenticehall，Inc.，1983.11.WoodrowWilson，TheFourteenPoints，inPhilWilliam，DonaldGoldsteinandJayShafritz(eds.) ，ClassicalReading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tWorth:HarcourtBraceCollegePublishers，1999.12.K.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13.MichaelW.Doyle，WaysforWarand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Sociallism，NewYorkandLondon:W.W.NortonandCompany，1997.14.MartinWight，CabrieleWightandBrianPorter(eds.) ，InternationalTheory:TheThreeTraditions，LeicesterandLondon:LeicesterUniversityPress，1991.15.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Essay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oery，Boulder:WestviewPress，1989.16.MajaZehfuss，Constructivism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Politicsof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17.MichaelC.Williams，TheRealistTraditionandtheLimit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国关青年说】贺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法德安全关系-兼论对中国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2020-06-09 22:06

湘潭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大二本科生

关键词：建构主义 集体身份 安全困境 东北亚安全共同体

内容提要

二战后，法德安全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两国不仅实现安全困境的解构，而且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完成了安全共同体的正式建构。从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来分析，法徳在共有观念、身份角色、话语实践等方面的变化，有助于实现安全困境的解构。同时，依赖于四个集体身份形成的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法徳建立起了安全共同体。法徳安全关系的转变对当今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中国以此为借鉴，推进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导言：历史上，法国和德国曾经是一对恩怨仇家，爆发过许多次大的战争和冲突，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彼此间的对抗和冲突推向高潮。仇恨的种子在彼此间生根发芽，双方的不信任和仇视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但二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曾经的宿敌逐渐实现了和解，法德之间的安全困境也随之消除。不仅如此，法德还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引领者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对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主要以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法德安全困境的解构以及安全共同体建构的缘由，并讨论其对中国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启示。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来阐述国家间紧张、对立甚至爆发武装冲突形成动因的一个理论概念。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处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所采取的措施，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慌，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也作出相应的防守，这样在相互的作用过程中，产生安全性的螺旋效应，双方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共有观念或曰结构：主体间期望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1]安全困境的形成，是互动双方在角色、身份认同有很大的主观性，历史的、心理的、国内、国际等等的因素都左右了对对方角色、身份的认同，一旦认同与实际不相符，导致认同国家对自己的认同错位，最终造成利益判断的失误。

“安全共同体”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提出。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安全共同体理论作出了系统性解释和论证，他于1957年在《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区域》一书中系统阐述安全共同体理论。他认为主权国家高度相互依赖，有共同利益，以非战争手段处理相互间争端，就是一种安全共同体。罗纳德的安全共同体也表达类似意思，他认为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解决，也就是和平解决相互安全问题。因此可以看出安全共同体有着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调整和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并以此和平地处理彼此间的争端。

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共同体是某一区域内的国家对集体身份、共有观念和制度规范内化认知的产物，它是行为主体观念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是一种观念的结果而非物质结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安全共同体内成员有着共同安全观念，有禁止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法律或正式的规范。在国际社会无政府 状态下, 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 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的和平。在长期的经济 、军事 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 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 间的信任, 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 这种共享 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 共 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 。这种“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 望”, 内嵌于安全共同体之中, 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 安全政策选择, 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 使用武力、互不干涉内政 、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 则的集体认同。

综合以上来看，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安全困境是可以解构的，甚至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

二．法德安全困境解构

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 标志着法德和解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后完成，德法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而可以被视作法德安全困境解构的重要标志。我们从三个角度解读法德安全困境解构的原因。

（一）共有观念的增强

共有观念(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由于利益和观念有构成性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内,共有观念(知识)就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2]二战结束初期，在美国的扶持下，联邦德国成立。此时的德国面临两个重要任务：恢复德国主权；以平等身份成为国际社会一员。完成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就在于，消除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不信任感，所以选择合适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看来，法国对它的态度十分重要，有必要实现法德和解，并推动欧洲一体化以满足法国等国利用国际机制约束德国的目的。因此，刚成立的德国政府，非常重视法德和解，在此基础上，推动欧洲一体化，进而实现德国复兴。而法国一开始对德国的崛起保持警惕，主张肢解和削弱德国，已保障自己的永久安全。但这样的政策没有给法国带来多大好处，因而法国开始审视和调整对德政策。1947年后法国对德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而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阿登纳奔波努力，向法国表达和解意愿，希望与法国重建友好信任和合作关系。[3]这一定程度上获得法国好感，增进彼此了解。法国最终放弃对德强硬立场，开始推动法德和解，其出台的舒曼计划也获得德国同意，符合法国欲施加给德国的限制。此后，两国互动日渐增多，领导人互访频繁，民间文化交流活跃，经济彼此相互促进。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彼此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建构带有善意的共有观念，善意的共有观念有助于消削弱行为的自助冲动。法国和德国不断进行良性互动，产生善意的共有观念，实现高度的互信，并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把对方看做事朋友而非敌人，最终促成彼此间的安全困境的消解。

（二）角色身份的再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共有观念决定角色和身份，角色和身份决定利益。角色身份依赖于文化，也就是共有观念，存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是可以再建构的。历史上，法德有过许许多多的冲突和对抗，是一对恩怨仇家。所以在他们的文化结构中，法国和德国都将彼此当做是敌人，对方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安全的极大威胁。二战结束初期，法德依旧带有这样的角色定位。

但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德国成立后，想要以法德和解为突破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改变法国对德国的角色身份看法，是他们所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而一开始，法国对德国的崛起心有余悸认为其强大必然会威胁到自身安全。在法国看来，德国就是敌人，与过去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主张削弱肢解德国。但局势的变化，让法国不得不再次审视德国的身份认知。法国，也开始认识到德国不一定是敌人。

为此，法德两国开始了友好而深入的互动。1950年，法国出台的舒曼计划，得到了德国的积极响应，两国就梅钢共同体成立德具体事项进行深入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协议。这次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两国合作达到新的高度，有利于增加的彼此了解。但是，一个舒曼计划，并不能彻底消除彼此间的敌意。防务共同体计划的破产，就说明法国对重新武装德国，还是十分忌惮的，其敌意感仍然没有彻底消除。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1958年重新执政的戴高乐改变了以往对德政策上的强硬态度，开始向阿登纳示好，上台后承诺萨尔地区归属西德的现状，同时也支持西德的重新武装。戴高乐还利用私人关系与阿登纳约谈，表示愿与联邦德国建立亲密合作关系。[3]这符合德国领导人的预期设想，得到其积极响应。同时，随着两国民间交流的不断加深，双方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和信任度在提高。曾有民意调查显示，超3/4的德国支持和解。可以说，上至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和解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彼此间敌意感在不断稀释，新的身份认知在进一步构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法德摆脱了敌人的身份认知，实现角色身份的转换。

（三）话语实践的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话语实践和文化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体互动与实践的产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关国家往往按照预言的逻辑进行相似的话语实践和外交互动，结果预言的东西变成现实。[4]因此，行为体之间按照预先设想好的方向，在话语实践中，重新构建彼此的安全结构。

显然，联邦德国从一开始就希望实现法德和解，在它看来，法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邻居。1949年11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利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发表著名的“破冰解冻”的谈话 ,表示愿意和法国重建合作友好关系。[5]同月，他又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进行对话，呼吁法德实现和解。这些谈话，向法国传递清晰明确的信号：法德和解。而且，德国也积极反省纳粹罪行，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诚挚地向因纳粹主义而遭受迫害的国家和人民道歉，并用实际行动弥补当年的伤害。

面对德国的喊话，法国的态度也不再那么强硬，不在公开场合提肢解德国之事，对德表现出较为友好的一面。比如，作为舒曼计划的创立者，舒曼认识到法德和解的重要性，推动议会达成有关协议，并亲赴德国与阿登纳会晤，就和解事项进行沟通。戴高乐总理重新上台后也对德国进行访问，就关系的事情进行对话，并利用新闻媒体传达个人看法。可以说，两国真诚而友好的对话和沟通，化解了彼此间的疑虑，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促进安全困境的解构。

三、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建构主义对安全困境的解析的结果也说明:安全困境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实践活动改变相互的主体间性,改变了相互的角色与身份的定位,从而可以改变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如果两个主权国家在互动实践过程中,建构了集体认同，就会认识到安全利益的一致性的意义,威胁也就不存在,安全困境也会得到缓解直至消饵,直至建构、建立起安全共同体。[6]法德通过其社会互动实践活动，改变彼此间的相互的主体间性，改变彼此相互的角色与身份利益，两国间的共有知识结构也得到彻底改变。于是他们认识到安全利益的一致性的意义，彼此威胁认知也就不存在，安全困境随之解构。这种安全困境的转变，为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方便。

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法德参与和领导的欧盟已经成为一个区域安全共同体，在欧盟的演进过程中，法德两国发挥了无可替代作用，被誉为推动欧盟的“发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德关系是欧洲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法德安全困境的解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此后，法德不断增进互信，在多个领域达成共识，最终领导欧洲安全共同体的形成。那么是什么促进法德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完成呢？

安全共同体包含着集体身份，其建构过程也是一种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向前进化的，随着四个主变量的变化，国际社会逐渐形成集体身份，从而建立安全共同体。[7] 这四个变量分别是：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前三者是集体身份形成的有效原因，即存在程度越高，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形成的必要条件。[8]温特认为有“自我约束变量”，可以解决阻碍集体身份形成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克服被他者吞没的恐惧。因此，接下来，我们从这四个维度，解读法德集体身份的构建原因。

（一）相互依存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就指的是相互依存。从当时世界大趋势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各国经济来往日益增多，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各国之间频繁流动，西欧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在法德的推动下，欧洲共同体成立后，法德之间贸易壁垒逐渐消除，资本、人员、商品等生产要素在两国范内大规模流动，两国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原料、金融、旅游等多个经济领域频繁互动。根据经济调查数据显示，在战后初期，美国曾是法国最大贸易伙伴，其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美国。但60年代后，在法国对外经济格局中，德国占据首要地位，且贸易份额在不断提高，并长时间的延续。在法国进口贸易量中，德国占比由1953年的11.7%提升到1983年的20.12%；出口份额中，德国占比由1953年的10.4%增加到1983年的18.9%。[9]由此可见，两国互为市场，互为伙伴，经济依存度在不断提高。

当然，法德相互依存的行为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也有其他领域的相互依存。从文化亲疏上来看，法国与德国发源于爱琴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一脉相承的拜占庭文明与拉丁-日耳曼文明，其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0]民间人士也在积极推动法德之间的文化交流。战后初期，为改变邻国对德国的恶劣印象，德国一城市的市长提议，德国与法国城市构建姐妹城市关系。随后这一活动，在法德之间蓬勃发展。到1988年，法德两国就有3000对以上的姐妹城市，占世界姐妹城市总数的30%。这些姐妹城市大量举办文化、学术、艺术、以及互访活动，密切城市间人群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按照1963年<<法德友好条约>>的目标要求，两国政府共同出资，开展科学、文化、教育等交流项目，并组织年轻人参与这些项目。据统计，条约签订后四十年里，两国共有七、八百万人参与其中，参与者还扩大到学生。这些交流活动，加深彼此了解，促进彼此间认同。在温特看来，互动的反复进行使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再建构，“非语言交流”可以促进相互依存的共同再现以及相互依存所建构的“群我”意识。法德之间的交流活动反复进行，向对方传达出积极友好的信号，增加两国之间不同层面的相互依存程度和认同感，有助于集体身份的构建。

（二）共同命运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共同命运是指行为体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命运与相互依存不同，相互依存是行为体互动建构，共同命运不是行为体的互动内容，而是行为体作为一个群体对第三方建构的外来社会性会物质威胁，是独立于行为体的外部客观条件。 二战结束后，法德两国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欧洲衰落了的国家，正如尼克松所言：“在二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输了，真正没有输的国家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11]法德关系如果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对国家、对欧洲都没有好处。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考量，两国的决策者决定双方要走到一起，联合起来。相似的境遇，共同的命运，使得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战后初期，西欧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重要阵地，其安全也由美国通过保证。二战结束后的法国，其安全依附美国，开始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其表现有：同意将德国占领区合三为一，允许美国的货币改革等等。然而到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上台后，对外推行以谋求独立自主、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戴高乐主义”，明确反对美国人控制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为了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法国走上发展核力量之路，最终成功拥有核武器。于是，法国拒绝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且于1966年退出北约组织。此后，法国历届政府都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维护独立安全，并希望同其他国家联合，更好维护自身安全。德国作为由美国扶持建立的国家，其安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于美国保卫，但对美国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到了80年代，美苏达成中导协议，合作程度日益加深，引起德国不满，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更加不信任。在美国核保护可信度下降的情况下，寻求同法国的安全合作，成为德国的重要考虑。因而这些外部情况促使法德两国推动彼此间防务合作。

（三）同质性

“同质性”又可以被称为“相似性”，它指的是行为体在团体身份和类别身份等两个方面是相似的，其中团体身份意为组织形态、功能、因果权力等层面的相似，类别身份是相同团体身份的个体差异，如国家的不同政权类型。相似的行为体对构建集体身份是有益的。二战中，德国的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与许多欧洲国家格格不入，给包括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了伤害。二战结束后，德国摒弃极端民族主义，效仿西欧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在官僚机构、政治取向、权力运作方式等方面，践行民主。而且德国领导人一直在致力于是德国在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与欧洲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客观上使其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保持相似性。另外，德国也勇于正视历史、反省历史，对历史负责。战后初期，德国就通过战争赔偿法，积极向有关国家支付赔款。据统计，德国的赔款陆陆续续总计超1000亿马克。而且，德国领导人也不断进行正式、深刻的忏悔，1970年勃兰特总理的华沙下跪，就赢得很多国家的称赞。这些行为，有利于减少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异质性，增强彼此的同质性。另外，两国在对外政策上也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1969年海牙会议之后，法德之间逐步完成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到70年代末期，法德之间在货币这一被视为传统主权象征的领域取得部分进展，建立“蛇形浮动”体系，为建立整体一致的货币体系奠定基础。[12]法德的这种同质性深化了集体认同，有利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四）自我约束

在这四个变量中，“自我约束”是唯一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形成集体身份，必须有“自我约束”。温特认为，仅凭外部制约还不能构建国家间的认同，集体身份要求行为体在自我需求方面保持自制，以给他者带来信任。具体来看，行为体实现自我约束的途径有三条：第一，遵循外部规范，服从外部制约；第二，改革国内政治制度，最好是实现民主制度；第三，自我束缚，主要是牺牲自我利益，如放弃核技术、撤军。

法德都不约而同地克制自己的行动。二战后，德国议会通过的基本法，明确其和平义务，只保留防御型的军事力量，坚决执行和平路线，摒弃战争手段。国内政治上，也积极推行民主法制原则，主动融入欧洲民主世界。同时，德国同意舒曼计划，加入煤钢共同体，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并将合作进程不断推进，最终形成欧洲共同体。到了70年代，德国采取新东方政策，分别与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等国家缔结和平条约，并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承认现有领土。这些行动旨在向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传递明显信号：二战后绝不会走原来的路，坚决维护欧洲和平。同样，法国也在保持自我约束。历史上，法国有强烈扩张的欲望，如在拿破仑时代，横扫欧洲大陆，一度称霸欧洲。二战结束后，在两级格局的大背景下，法国自我克制，努力求得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其主要表现就是它积极推行欧洲一体化。法国发起舒曼计划，又率先合并三个共同体，成立欧洲共同体。此外，法国总统蓬比杜的“缓和政策”以及后来的斯德坦的“世界主义”都反映法国外交行动的克制特征。可以很明显看出，无论是戴高乐，还是后来的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法国的领导人都一直在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保持着自我约束，将法德关系视作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变量。法德双方的自我约束，促进它们各方面的合作，逐步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法德在以上四个方面的互动，使其完成集体身份的建构，通过集体身份内化彼此利益认知，共享和平观念，在欧洲一体化的建设中，实现安全共同体的正式建构。

四、启示

当今世界处于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架构发生深刻演变。中朝韩日俄蒙六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冷战时期曾是世界上阵营对抗最鲜明、彼此积怨最深重、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地区。如今，冷战结束已经30余年，国际关系总体和地区安全格局已有重大改变，而这里仍是发展问题最突出、大国博弈最明显、区域合作最困难的一个地区。[13]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实现东北亚安全与稳定是各方应该推进和实现的目标。因此，建构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是当今时代之所需，也是各国利益之所盼。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东北亚格局中，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是利益相关方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大国，其实力与日俱增，在东北亚地区中已经是地区性强国。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担负起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体系的推动者和变革者。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不仅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更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以法德安全共同体建设为参照，讨论中国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拓展同区域各国的合作，加深相互依存感

中国作为地区性的大国，应当深化和加强同东北亚区域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领导和推动双边和多变合作机制的建设，提升东北亚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促进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东北亚其它五国经济合作活跃，贸易往来频繁。仅2018年一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的贸易额合计约为7585.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仅四分之一，而中国也分别是五国最大贸易伙伴。就当前的形式来看，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泛。在加强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中国应该重视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设，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俄蒙合作等多边机制的构建，并逐渐拓展，形成涵盖六国在内的更大多边合作平台。同时，也要拓展中国在其他领域内的合作，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就现有制度化水平来看，中日韩合作机制水平高、程度深，在多个领域内取得丰硕成果，是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典型代表。中国可以以此为平台，通过开放的方式，纳入朝鲜、俄罗斯等国，使之成为东北亚多边合作的载体，提升多边水平。[14]

以合作促了解、增互信，使东北亚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增强对彼此的依赖程度，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二）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增强共同命运感

东北亚地区有许多风险和挑战，仅凭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各国携手应对，才能转危为安。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有利于促进地区性身份认同的构建和 “ 我们感” 的形成, 并激发出共同 解决问题的意愿, 进而形成稳定的安全合作应对机制。[15]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东北亚环境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东北亚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共同应对。1992年中日韩俄蒙五国成立的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1995年中日韩俄四国启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1999年中日韩三国启动环境部长会议。个双边三边多边的环境安全合作机制在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其中。其中，以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机制最为成熟，也最具代表性。这些环境安全机制是突破口，可以改变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最终为共同体的建立奠定基础。

2020年席卷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促使东北亚国家共同携手应对。在这次全球抗疫行动中，当中国处于疫情肆虐的最困难时期，俄罗斯、韩国、日本、蒙古等国家纷纷提供援助，或发来慰问电函，或赠送抗疫物资。而中国积极向俄罗斯、蒙古、日本、韩国等国家分享抗疫经验。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共同应对疫情，表现出其强烈共同体意识。这次疫情是契机，中国可以将共同努力转变为深化安全共同体合作的动力，带动各国朝着构建安全共同体方向而努力。

（三）消除威胁论，深化认同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16]“威胁论”也逐渐甚嚣尘上。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一些东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存忌惮。比如，作为曾经东北亚区域内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一时难以接受中国经济实力超越它的局面，“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曾经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使得东北亚区域国家在安全上对中国严加防范，削弱其对中国的认同感，也是一种错误的身份认知。在建构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消除“中国威胁论”，以增强东北亚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感。为此，中国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塑造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除此之外，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层次的安全机制，与相关国家，加强对话和沟通，加深东北亚国家对中国安全政策的了解，减轻其对中国安全疑虑与担心。

（四）妥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增进理解和互信

东北亚地区局势复杂，大国利益盘根错节，朝核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日钓鱼岛之争、日韩独岛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等领土争端依旧继续，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插手，使得局势更加紧张和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东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利于集体认同的形成，制约安全合作进程。中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应主动释放善意，与有矛盾和冲突的国家，展开对话和协商，建设性地管控彼此分歧，加强良性互动，增进相互信任。同时，中国应该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搭建多边对话平台，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朝核问题，进行协商，促进问题的圆满解决。进行区域内主要国家的多边战略对话，其关键就是要加深彼此的了解，减少国家之间的误解和安全威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新视角、新途径。法德为安全困境的解构和安全共同体的建构的相关努力，亦验证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合理性。说到底，法德共有观念的积极变化，改变国际关系解构，并使这种解构更具动力。中国身处复杂的东北亚体系中，要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可以从法德安全关系变化获得一些启示，并将其逐渐付诸实践。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参照，借鉴法德和解启示，中国推动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建设定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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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专栏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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