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s 'Liberation Day' Tariffs: Fair trade or global trade war?

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 1月 17, 2024 转自新世纪 2024.1.17 赵紫阳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1989年5月19日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结束绝食……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9年这一年，有些象是改革开放的序幕，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后来知道，是二军首先推荐的我。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我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在紫阳同志身边工作了 4年，1984年10月离开。此后，又经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一、 紫阳同志不大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习惯夜间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里事情不多。鲍彤熬夜惯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时年轻，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竞夜之谈。鲍品评人物，针砭时事，谈诗，谈文，谈掌故，信马由缰，是我秘书生活中极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体验。 记得一次夜谈，鲍说，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耀邦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紫阳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在当时看，非常形象。 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阳同志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赵的解放思想，在80年代，并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1980年是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党内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高点。7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少数贫困地区为生产自救，将土地分包到组、到户，一年即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带来较大范围的仿效。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贯思路，强烈反对；赞成者是少数，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临时措施。基于这种现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一直谨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79年9月的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对它明令限制。 80年2月，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出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5月，小平同志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指出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风向开始转变，但高层的阻力依然。赵进京后，如何把握这一政策方向，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和万里在安徽一样，赵在四川农业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提出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甚至早于安徽。他曾对我说过，对”包产到户”，他与耀邦、万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区别。胡、万对”包产到户”敏感性强，义无反顾，很有担当。赵则表态相对谨慎。 我当秘书前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轻人，其中有邓力群的儿子、经济学家邓英淘和后来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共同的插队经历，使这些人对中国农村问题十分关心，组成不同的读书小组，讨论极其热烈，结论有时也相当超前。记得79年我和邓英淘共同构思一篇对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结论，党的农村政策应该回到合作化前，跟陈一谘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样的结论，近似反动，谁还敢写成文章？80年7月，陈当时以农经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大为兴奋，积极鼓吹，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拥趸。 到了赵身边，几次和他聊天，话题都扯到”包产到户”。对他的立场，有点儿急，也有点儿好奇。以我的书生看法，农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又讲插队时听到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牢骚，我爷爷对合作化的不满……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党员，贫农，解放区土改后成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个农妇，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颂八路军（分给土地），骂共产党（强迫入社）。赵听了只笑。其实，他出身农家，又在省里长期负责农业工作，怎能不了解农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阳同志关心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时的困扰是三个：一是党内，主要是中央、农口和一批一直负责农业（往往是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历史上”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推行，效果明显；先进地区从未实行过，在先进或半先进地区有无优越性，尚无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会影响未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向，阻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党内高层的阻力，赵完全用事实说话。这些同志长期居于高位，即使原来与赵平级，也大多资历更老。我在旁观察，担心”包产到户”的，多是苦口婆心，赵认真听；哪怕言辞激烈的，赵也不愠不恼，只提问题，绝不交锋；也从不提”左”、”右”，不谈理论，只讲实效。总之一句话，你想不通，就等，让事实教育。方法既圆熟又实在，真是高手。 对于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赵和我们几个秘书私下里讲过，他心里有几条杠杠，一是发达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固，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 ；二是中间地带；三是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吃不饱肚子，”包产到户”见效最快；中间地带拿不准，要看；先进地区原则不搞。毛泽东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80到81年，赵一直在考虑政策区别的问题。 区别还是要从实际出发。81年1月，我随紫阳同志去湖北、河南、山东考察，基本上看的是中间地带。所到之处，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自发推行更直接的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实践下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赵听了十分高兴，决定对中间地带实行”包产到户”不设限制，群众要求这样的政策再给三年，他当场同意。 对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赵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推进专业承包。等到他经过调研，确实看到分户经营反而为商品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就放下心来。但赵始终专注农村商品经济的建设，在”包产到户”全面施行之后，更是如此。 对先进地区”包产到户”的放开是81年底。赵去黑龙江考察，认为象东北平原这样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方，”包产到户”同样显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于是写信给中央，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不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责任制）形式，给正式承认”包产到户”最后定了调子。于是就有了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绝大的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在其间贯彻始终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为一个拥护改革但难免燥进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央层面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有时在想，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再推进得快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是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让事实逐渐展开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掌握细节和反证的过程，等待结果的过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设和先入之见代替事实的求证；再有，政策总是由广大干部推行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势压人，用理论唬人，给干部时间觉悟，最终调动绝大多数的积极性，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看来，实事求是就不仅是认识论，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了。 当时中央之开明有一个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农委工作，有观点，善表达，非常出色。赵很重视他的意见。83年由万里提议任书记处农研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副部级，是破格提拔。而翁相当一段时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二、 越了解紫阳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几乎一辈子都在政务繁巨、一言九鼎的领导岗位上，却是一派学者风格。这不仅仅指他的虚怀、谦和，而是指他的极其科学、严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他对理论的关注，在中共领导人中，实不多见。 不象耀邦，赵太忙，没有时间多读书，但他对理论问题有特别的兴致。我讲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党内常用来给人划框框扣帽子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改革可能产生启发、借鉴的著述。 初到紫阳处，他见我对经济理论有所涉猎，曾让我读些重要的理论书籍，拮其要点，供他参考。研究、情报部门上送的有关介绍，几乎都读，也让秘书读，听大家的议论。较为注重的，都与经济改革有关，如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经改革的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批判等等。我们现在开始反思GDP主义，其实，赵早在81年就相当关注幸福指数的提法，对单纯强调GNP（国民生产总值）有所疑虑，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听紫阳同志谈话，并不见他引经据典；他琢磨理论，也只是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据。当年党内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提起西方经济学多一脸不屑。赵则不然。他看重西方经济学实用的一面，从不用马列的框框去套它。后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学用这套语言跟他对话，由于有这个基础，加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熟练的把握，沟通就非常容易。与国外经济大家的对话，更是让听者折服。 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钟。我因为曾负责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位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87年7月，我去了美国，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主攻政治学。在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国教授的研讨课（seminar），你提出一个论点，摆出一堆论据，教授就引导同学拼命提问，一句话，就是想尽办法对你的论点”证伪”，让你不断修正你的”假说”边界，使论点愈发精确。越好的研讨课，詰问就越无情，同学还留情面，大牌教授绝不，难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这样的讨论方式，会想起赵。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 他喜欢在詰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条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象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 “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如此，就难为了党内习惯汇报前先跟领导对思路（即”对表”）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战友，看着我长大，是个部级领导。一次随赵外出考察，研究东北老工业区技术改造投资体制问题。走前问我，赵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简单介绍。看样子这位伯伯按赵的思路准备了汇报提纲。火车上汇报，我听会，刚开了个头，赵就给了他一连串反问，伯伯一阵慌乱，不知所措，没有再讲下去。我暗中着急：反问并不是不同意。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出成见；你没有定见，反而会观感不佳。伯伯已经离世多年，这是我一直对他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紫阳同志的这种思维方式，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于是有赵”善变”的说法。他善变吗？我知道，一旦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辩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决定的事，他一定是义无反顾。 88年初，赵提出著名的沿海发展战略：从学习”四小龙”的经验入手，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将沿海的1亿到2亿人口投入国际市场，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这套思路，在广东工作时就已见雏形，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酝酿，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调研；加之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先期试验，应该是相当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后，却质疑声不断。 直至89年1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还可以听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不同声音。很快，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一封信，找上我，让我转交紫阳。信的大意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加入国际市场，最终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紧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带着信去见赵。赵正在看文件。等我简述了杨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赵盯着我，缓缓地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一定要做……那份决绝，很少见到。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谁还看不明白？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80年代最富远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同志那天的回答…… 三、 当秘书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读书的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当秘书。那年头，不象现在，当几年秘书出来就搞个要职，哪有那个想头？ 我说，早想好了：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这样重大的历史变革，能在主持者身边看戏，多难得的机会！再一个，认识许多热心改革、有才干的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些机会，把他们引荐到赵的身边？ 进去以后发现，紫阳同志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那年8月底，当时尚未成名的所谓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建议经济工作”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陈云的赞赏，批转给赵。赵看到文件，问我，我说认识翁永曦，将他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随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 时间大约是九月初，由黄主讲。朱、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语言，这套语言，口述起来，是有难度。黄本来就有点紧张，讲着讲着，忽然逻辑开始错乱，一时语塞，汗就出来了。赵笑了，马上让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几句话，洒脱地将汇报转为漫谈，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这应该是他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对话。 记得在83年前的一段时间，有几个年轻人的意见赵听得较多，如农委的翁永曦、计委的宫著铭、体改办的徐景安、价格中心的田源等，对他们的建议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宫与我联系比较密切。我也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和杨小凯、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冲等。认识最多的是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那些朋友。 发展组开始完全是年轻人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前期得力于邓力群的支持，主体是77、78两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了解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充满理想主义。主要的组织者是陈一谘。 我75年由邓英淘介绍认识了陈。当时他作为北大的”反动”学生，下放到河南农村。此人早年经历跌宕起伏，抱负宏大，交游广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80年他准备筹办发展组，前期会议我就有参加。后来成为骨干的，除邓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强、何维凌、罗小朋、王晓鲁、周其仁、杨冠三、孙方明、白南风、白若冰等，都是那时结交的。以后，组里有大事，他们找我，我也尽量参与。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员之一。 发展组80年9月正式成立，81年暑期全组赴安徽农村调查，搞出一份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记得报告刚刚印好，还未从正规途径上送，陈一谘就打来电话，要先送一份给我，让紫阳”第一时间看到”。 赵很欣赏滁县报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事说的一清二楚，建议转发给有关部委和各省领导参阅。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给予赞扬。报告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扰决策者的问题，调查方法尝试多学科、多层次，覆盖全面，有大局观，对策实际、清晰，比当时正规研究部门的报告的确高出一筹，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以前，我在与赵闲聊时，提到发展组和这一群年轻人；从这时起，赵开始注意他们，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都让他们参与。 83年春夏之交，陈一谘因长时间紧张亢奋，操劳过度，终于不支，神志也受到影响，有人说他”疯了”，于是退下来休息。许多惜才的人很关心。记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议如何帮他。陈后来转为半休息，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在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了！ 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国家体改委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志文建议体改委之下搞个研究所，报给赵。赵起初并不同意。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批年轻人一事同赵闲聊，我的意见是分散下去，适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适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学术机构，他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在安的坚持下，紫阳对研究所的事终于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问鲍彤，赵听到就讲，湘鲁跟他们熟，去问他。 我推荐了陈一谘和王小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陈是组织长才，但（实证）研究不是他的强项；王善于钻研，思路清晰，发展组里多数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笔。关键是两人过去在发展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档。鲍经过考察，同意这两个人选。后来鲍又同我商量，让他俩各陪紫阳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随赵赴安徽等地考察，给赵留下很好的印象，几次同我说起；陈11月跟赵去了广东。后来见赵，倒从来没听赵提起他。 84年是一大批77年后考入大学继而续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开始毕业的一年，他们成为经济改革研究的新鲜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几个人提议组织，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义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史称莫干山会议。与会者除发展组等已参与体制内改革讨论的人员外，以这批研究生为主力。陈一谘没有到会，但是幕后重要推手，极力鼓动我出席。我将开会的消息报告了赵，他很感兴趣，让我去听会，并请张劲夫那里也派人参加。 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紫阳。 莫干山会后不久，我离开赵的身边。发展组一部分人跟随陈一谘、王小强去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之前筹备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农发所），由王岐山任所长。陈再辟天地，风云际会，体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分管体改所的高尚全很开明，给他相当的自由。无人摯肘，对他很重要。 大概从体改所之后，赵重视年轻人的说法加强了。陈一谘广揽人才，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做出很好的成绩。以赵的开放、敏锐、求实和宽容，比当时党内任何领导人都易于与青年学者沟通，年轻人自然愿意靠近。陈的考虑更复杂些。部分是为了破除体制障碍，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体改所本已有赵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强。 紫阳同志在人事问题上相当超越，除了身边直接为他工作的几个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这样的想法。他重视体改所的意见，也重视农发所和其他年轻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经济问题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别人的意见听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时自己的想法先不说，借学者的文章引路，发动党内思考，是他的领导艺术。 年轻人春风得意时，容易骄傲，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搞得党内有人不舒服，又都说是赵的人，于是就有了物议，其实是针对赵。赵听了，并不介怀，这又是他的风格。 89年春夏那场风波，体改所全体坚定地支持紫阳同志的立场，大义当前，毫不含糊，不愧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但陈一谘后期去鼓动绝食学生不离开广场，至少策略上讲，是错的。 陈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负强，有伟人之志，是生错了时代。他想做的事，超过体改所的范围。我讲过，他早生五十年，或许与毛泽东有一拼。六四后他去了法国、美国，主掌民阵，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倒真回归了他的本原。 赵反对戒严，辞职后，被终身软禁，赍志以殁。体改所彻底改组，人才尽散。当年的种种回忆，犹在眼前。已故的原体改所微观室主任、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张少杰与紫阳同志之间，有一段趣事，大家仍津津乐道：一天同赵开会，少杰发言，赵反问，大概把他问急了，这位”轻狂”书生失口叫道：”紫阳同志你不懂！”话未落音，举座皆惊。只见赵毫无愠色，笑着说，”那你说嘛，……”失仪之罪，消于无形。这种领导人与青年学者的关系，今天还有吗？ 四、 80年代前期，我在时，紫阳同志曾说，”我主张经济上开放一点，政治上保守一点，和耀邦同志有些区别，他主张政治上更为开放。”其实，赵私底下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政治前途的大事。我感觉，只是当时他的想法尚不成熟。没想好的事，宁可慢一点做，在他，是一贯的。 翻看笔记，找到赵三十多年前即80年9月的一段话：”仅仅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生活富裕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今天读，是不是仍有意义？ 86年，邓小平继80年后，第二次提起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责成紫阳负责此事，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制定方案。小组下设办公室（政改办），鲍彤为主要召集人。又一批富有才华、善于思索的中青年集结在赵的身边。 政改符合历史潮流，受到党内外知识精英的热情拥护。当然会有阻力，人们寄希望于邓，就像后来价格攻关也寄希望于邓一样。胡启立讲，”有小平为我们做主，现在不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邓成为人们信心的来源。 可惜邓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上并未想清楚。80年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还讲”我们以后再不能搞一党治国了”，不是和之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针锋相对？86年讲党政分开，如果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能真的分开吗？讲党内民主，后来又警告，”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到了89年，就变成”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才是他的真心话。最后邓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即提高效率了。 提高效率就是还要集权，而所谓民主，却一定要从限制权力开始。人们必须明白，民主的目的，既不是要实现完美的施政，也不是要提高施政的效率，而是要让授权者将权力置于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之下，把权力放进笼子里。授权者是谁？当然是人民。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虽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不敢以民主为基调”，没有涉及人民授权的机制设计，却体现了开放和限制权力的深刻用心。对比邓的真实想法，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煞费苦心了。 《设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尝试自我限制权力的文献，开了党内民主的先河。赵作为总书记，首先将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关系制度化，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自己的权力，这份民主精神，哪里是以往党内所谓”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同志”一类”民主作风”可比的？《设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意义，绝不亚于赵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建树。 最初接触紫阳，就觉得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份谦和，绝不是”做”出来的。见到逢迎的人，他显得难受。二十一岁做地委书记，三十多岁做省委书记，封疆大吏，手握重权，权力怎么对他没有侵蚀呢？奇了！一次聊天，他说，权力是什么，就是服务、办事嘛！文革时各地成立革委会，有的地方把一把手叫做第一勤务员，二把手叫第二勤务员，挺有道理……又说，67年初，造反派到处夺权，其实是毛的意思；他同其他书记商量，把省委办公厅的印章交给造反派。底下打电话给办公厅，问春耕生产如何布置，那些（造反派）大学生哪里懂，还得靠边站的干部来安排……办不了事，权有何用？后来听说，这次交权，党内不少议论，一些老资格的领导同志问，权怎么可以交？那是另一种对权力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权力从来当仁不让。党是这样，人也受影响。只觉得自己高明，怎么会放弃权力？加上中国专制久了，文化里残留了对权力的崇拜、逢迎，处处给权力开绿灯、让利益，不做官，部属家人都不干。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多见了。 这样看紫阳88年关于常委轮流做总书记的建议和89年毅然辞职又绝不检讨、对权位毫不在意的举动，不得不感慨他的伟大。一个从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就需要一位不贪恋权力，不以专权树威，不以擅权为乐，敢于还权力于人民，懂得制权力以法度的领袖。如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赵八十年代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其实，说到底，又是邓小平的安排。 五、 紫阳同志刚到中央时，对身边人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拿我和老一辈革命家比，不要跟周比，也不要和小平、陈云同志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他特别尊敬邓、陈，尤其是邓。邓对他的信任是空前的。没有邓的信任，就没有他在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中所做的建树。终其一生，他感谢邓。 81年春天，金日成秘密访华，邓、赵一行去沈阳火车站接他。金下车跟邓握手寒暄，我刚好在邓身后，听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年就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金马上说，你不能退，不要退，别人不行。邓一句不答。他怎么会听”家天下”共产党的话？在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件事上，他是坚决的，没有私心。 过了两天，听沈阳市的汇报，邓讲了话。先问人民生活，就回忆65年来时的菜价，豆角多少钱一斤，小白菜多少钱一斤，记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谈几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一看，哪里还要整理，一字不易，就是一篇好文章。77岁的人，不拿稿子。不晓得当年要有多能干！ 可八十年代几件具体事，就办得粗糙了。譬如严打，搞成了政治运动，量刑过严，错判不少人；洋跃进邓也有点操之过急。我看是下面执行的人负责任多些，按传统做法，上面急，下面就用政治运动方式敷衍，只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效果并不理想。 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顺利？因为邓大思路清楚，信任紫阳。赵自己有点子，沉稳，绝不操之过急；有话也敢跟邓说。经济改革，有人说，邓不是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而是伟大的批准师，很对！伟大的批准师更不简单，要担责任。 88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国内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说，改革需要高度权威，不然不足以打破来自旧体制的阻力，等等；还讲，这个观点，得到赵的支持。我回国后，问赵，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但小平同志赞成这个看法。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当年改革的拥护者们下意识里就给邓和赵分了工。平时由赵做事，到了改革难点，譬如价格攻关和政治体制改革，就说”趁老人在”、”趁邓在”，意思是这时让邓”权威主义”一下，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年价格攻关，本来价格改革就不是用党的权威，用行政力量可以推动的。计划式的一次性修正价格也不能达到稳定市场的效果。大家让邓”权威”了一下，结果”权威”得不对。我猜想，这可能留下心理阴影，是”六四”前一段时间里邓始终不想出头的原因之一。 政改《设想》和十三大，尽管邓有”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这样的疑问，还是坚定地给了赵背书。党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受到压抑。 89年的学潮，我们不妨做一点假设：假如邓听了金的话，仍坐在党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学潮早就被邓用传统方法压下去了（赵就是反对，也没有直接责任），名正言顺！那么，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大事由谁、又会是何年何月来做？邓废除了终身制，以身作则，不当最高领袖，功莫大焉！虽不在其位，还是党内最高个人权威。所以，十三大政治局内部决定，大事仍由邓拍板，请他为改革保驾护航，当总批准师。结果戈尔巴乔夫来时，赵告诉戈，邓是真老板，才知道真老板是不让说的。拍板归拍板，不能担责任。”六四”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并不全怪邓，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权力文化，让个人权威凌驾于职务权力之上，可没有职务又怎么担当责任？名不正言不顺。遇到大事，一定会乱。于是造成了赵的悲剧，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难道不也是邓的悲剧？ 那年5月，我也曾参与同邓家的沟通，希望能消除老人家对赵可能的误会，最终没有结果。紫阳一直到临终，对邓的误解，都抱有深深的遗憾。后来读书，看到周恩来在文革时讲过，中央最大的政治，就是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想起这段历史，不免感喟：如果我们的中央政治依然停留在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那会是怎样一种脆弱的中央政治啊！ 当然，归根结底是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邓要专权治国，赵有民主情怀；一个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未来”。”过去”和”未来”衔接得好，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就成功；衔接不好，”未来”就被”过去”扼杀；或者，去革”过去”的命。 拿破仑说，政治即宿命。信然！邓和赵的完美配合，带来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邓和赵最终分道扬镳，是中国的宿命。 紫阳反对戒严，坚持不做检讨，我知道了，想了很久。这就是他一再说的，经过了文革，再也不能做违心的事了。求仁得仁。”六四”后，有老朋友到美国找到我，说赵坏了共产党的规矩。共产党的规矩，是凡人都要检讨。当然，就是检讨了，说”永不翻案”，以后再翻案，也没什么了不起……那还坚持真理干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讲，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赵选择了信念，信念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 这就是政治家应有的政治道德，中国太需要这种政治道德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权谋和稻粱谋了。说赵没有党性，不对了，赵是要共产党保持它永远面向人民，勇敢面对真理的人民性、真理性。党的人民性和真理性，当然要高于只认个人，不认人民，不认真理的所谓党性了。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共产党就没有明天。 当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时，他却已经不在了。 微斯人，吾谁与归？ 赵紫阳与秘书李湘鲁 本文作者简介：李湘鲁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学生，人民大学78级信息系本科生。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以“大二”在校生身份，成为共和国总理赵紫阳的秘书。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在一次长篇访谈中，回忆当时共和国总理与年轻一代学者的关系时，说道：“我不得不提到赵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1984年，李湘鲁曾代表最高当局，出席后来影响深远的年轻经济学人大会师的莫干山会议。不久，李湘鲁离开中南海，嗣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时，李湘鲁是被指责为幕后黑手的“三所两会”（体改所、农发所、中信国际经济所、中青年经济研讨会、政改研究会）中的中信国经所所长，幸及时避走美国免遭囹圄，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转载于20220119 吴国光 | 上善若水：赵紫阳的风格、关怀与胸襟 1月 17, 2024 以琳 转自新世纪 2024.1.17 图：赵紫阳 十月十七日是赵紫阳95岁冥诞，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的吴国光博士，以当年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亲身经历，撰文缅怀这位哲人。——编者 那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平房，这间编号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的房间，记忆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于内部的走廊。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三边落座，留出北边一侧的座位给领导人们。记得那天我和吴伟面西坐在会议桌东端，后来在我们这端落座的领导人是田纪云。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摆弄了一下带来的小录音机，因为我们两个人事先被安排负责整理会议的纪要，想借助录音详尽地记下会议内容。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年纪和姿态看，应该是便装的军人，制止了我们，说这里开会不能录音。好像是说中办、国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于这些会议有统一的录音——不过那似乎只是为了存档，并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笔记。这倒促使我在那些会议上不得不记下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已经整理成《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 根据笔记，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个小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赵紫阳主持，成员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全国人大主持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赵紫阳在当天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中说：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信中还说，小组下设办公室，”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而研讨小组应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我们这十几个人，就是所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以鲍彤为首；这天的会议，就是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首次向研讨小组汇报讨论内容。这次会议一个上午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个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汇报会举行了七次——实际上不止七次，因为有的会议编号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会议一样，一个上午或下午开不完，过些天还要接着开，讨论同一个主题。在那段时间里，主要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会议而比较密集地接触赵紫阳。这些接触，与此前或此后那些对于赵紫阳的观感和了解不同，都不仅比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大题目、大关节，决定着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和未来更长时间的命运；而赵紫阳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见解和立场，也可以说代表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品格与水准，总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当年赵紫阳的相关论述，我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已经尽可能地详细记载了，这里不想再去重复。这里只俯拾一些落在记忆深处的琐屑碎片，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谈谈对赵紫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个人印象。 如水平和，似水包容：赵紫阳的风格与脾性 那天的会议是上午九点钟开始。赵紫阳准时进入会场，一身当年常见的灰蓝衣装，普普通通。记得他一边拉开椅子入座，一边就发话说”开始开会吧”，声调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官僚气，也不拿领袖”派”。 “官僚气”大家都见过很多，在中国政府的随便一个办事员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范；领袖”派”呢，有人这样形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会议的场合，一进场，先停住脚步，徐徐环顾全场，待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在所有人的目光关注下从容就位。我没有见到过那种场合，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不少。 赵紫阳说话还是河南口音，他在这天的会议上首先注意到”办公室年轻人多嘛”。他要鲍彤把每个人都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也有些新鲜：以前参加过一些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日理万机，对来开个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谁并不在意。十几个人，介绍也要费一些时间啊。好在鲍彤语言简洁，往往一句到位。介绍到谁，谁就站起来，赵紫阳对每一个人都投以专注的目光，并且点点头，让人感觉亲切。介绍到陈晓鲁，虽然没有提到家世，但紫阳知道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评论说：”和陈老总长得真像啊。”介绍到我，鲍彤夸了一句，紫阳微笑着说：”也不能说什么文章都会写吧？”老鲍还回了紫阳一句：”军事文章不会写。”大家都笑了。这样一轮介绍下来，大家都没有了那种初次和总理这么小范围地一起开会的拘谨。 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赵紫阳这种平和、谦温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观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仅是一个头绪繁复、涵盖广泛、任务困难的题目，而且更是一个矛盾交汇、利益冲突、乃至剑拔弩张的战场。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这半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局自”文革”之后、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几年当中，最为霜雪交加、风高浪恶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讨论政治改革，从来见不到赵紫阳疾言厉色，甚至也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会提高声调。 说到重点、要害的时候，我感觉，赵紫阳只是把句子组织得更为精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赵紫阳说：”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空谈的所谓理论，更不会躲躲闪闪去绕任何弯子；虽然是极尖锐的观点，但却用最为平和的语气说出；实实在在的语句，对问题给出了准确、精炼的阐述——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辟”。 就是在这样论述问题的时候，赵紫阳也并不因为自己有了准确的阐述而忽视别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看法。就在他自己这样总结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之后，赵紫阳接着就询问大家：”党校有什么提法？”来自中央党校、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办同事，马上做了简要的回答。对于回答，赵紫阳总是颔首示意。这样的询问，赵紫阳经常提出，有的实际上是当场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当鲍彤在第一次会议的汇报中建议撤销党组的时候，赵紫阳不是首先表态，也不是急着发表评论，他首先给在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党组讨论什么问题？”对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材料或观点，赵紫阳的反应，也不是居高临下地赞扬或批评，而是用平等讨论的态度，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记得有一次，讨论机构精简问题的时候，政改办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个数字，强调干部之中处级以上干部所占比例过高。赵紫阳回应说：”这不能说明问题。总理办公室全是处长以上的干部，但其中也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些办事员，因为资格老，级别也比较高。”这就把相关问题的多种情况估计得更为全面、也更为接近实际了。还有一次，忘了是什么题目了，鲍彤对赵紫阳讲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看法，他大声说：”紫阳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解释，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赵紫阳右手轻轻摆摆，说：”老鲍，坐下慢慢讲嘛。”我看在眼里，心想：这比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更为和蔼、理性、平等啊。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在编辑《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的时候，看到深度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政策谘询的周其仁特为文集所写的回忆文章，说和赵一起开会，感觉就像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上讨论课一样。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当然非常了解紫阳，他也这么说。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赵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以设问、追问、驳问的方式把观点一层层地清理出来、展示开来。他们总结得非常好；回忆我所经历的赵紫阳论述政治改革的那些会议，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参加十次这样的会，那比听下一门课来收获还要大得多。这里讨论的是重大题目，参与者之中就有位高权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改革，甚至对赵紫阳本人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是，这在赵紫阳那里，都不构成讨论问题的障碍。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如水清澈，似水坚韧：赵紫阳的观点与立场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有高度争议的话题，既然持有争议的各方都在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那么，不论主持人赵紫阳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乃至在重大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出现，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赵紫阳的平和，不表示他回避争议，虽然他也不去激化争论；赵紫阳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他不会去强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当年那些会议上，我有机会亲眼见证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这些人怎样挑战赵紫阳，更看见了赵紫阳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今天回想起来，赵紫阳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质。 赵紫阳这种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清澈、透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搞政治的人，特别是中国官场上的人，阴阴阳阳、两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更是极为常见，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赵紫阳与这些东西都距离很远很远。我还记得听到他说”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背后计较，中国政治不可测”这句话时给我的震撼：不是震撼于中国政治的这种特点，而是震撼于这个话这样直白地从中国总理的口中说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些与总理少说也是势均力敌的政治老人。一句话，我为赵紫阳的清醒和坦诚所震撼。有些话，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听了，都心里打鼓说，这会不会引起误解呀，会不会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啊——贵为一国总理，也还面临被人打小报告的问题，真真让人叹息！可是，赵紫阳襟怀坦荡，丝毫没有这样的顾虑。那一次，是听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担纲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的温家宝的汇报，大家谈到了基层单位里的黑暗、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的为所欲为等这些现象，赵紫阳议论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一个单位里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在当时那种权力格局下，邓小平垂帘听政，刚刚把总书记胡耀邦搞下去了，”太上皇”这三个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谁敢随便乱讲？赵紫阳讲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针对时弊讲的。讲完了，他可能意识到有人会发生误解，于是补充了一句：”这话不要传出去。”如果真是有机心的人，后面这句话，说实话，还不如不补充。我想，赵紫阳并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现实而已。 赵紫阳讲这个话的时候，邓力群在座。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被迫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势汹汹，说是”不仅要反说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头直指赵紫阳。谁都知道，胡乔木、邓力群就是那时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军师兼急先锋。这两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甚有口含天宪的权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那个时候比几个月前最初起步的时候更为艰难了；将来把研讨结果提交到政治决策层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命运更不可知。赵紫阳没有知难而退，他反而把这些反改革的头面人物请到研讨小组的会议上来，请他们参与研讨。从那个时候起，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当时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高扬，就开始列席研讨小组的会议。这样，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可以当时就提出来。 面对胡乔木薄一波的挑战 记得在讨论党内民主的时候，赵紫阳强调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规则，清楚地划分职责，胡乔木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赵紫阳回答说：”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了轨道。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烦，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胡乔木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说：”规定是没有用的。”面对这种情形，赵紫阳依然声调平静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得有个规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规则》讨论稿说：”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我感觉，在面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赵紫阳的话讲得直接、明确、到位，但是避免了对立的情绪，也没有争吵的意思。赵紫阳的看法和相关说理，我认为，比号称理论家的胡乔木，不仅更为针对现实对症下药，而且也更有理论深度和辩证思维。就在制定规则这个问题上，胡乔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支撑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断地说”没用”，而赵紫阳不仅深刻地指出了这关系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绝对化地认为有了规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胡乔木再三重复”规则无用”的对立情绪中，赵紫阳回以柔和之中的坚韧，显示出他在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 年长赵紫阳十一岁的薄一波，不仅资历深，而且那个时候正当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胡耀邦的过程中很出风头，于是，在耀邦下台之后、十三大举行之前这不到一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监军”（这个角色，十三大之后则由杨尚昆扮演）。这位习称”薄老”的人物，有的时候说话蛮开明，可多数时候不是这样；而且说话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针对赵紫阳的。赵紫阳前面综括政治改革，他后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来超过马、恩、毛主席的东西”、”不要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赵紫阳强调了选举制度要改革、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乍听还听不出是赞扬还是批评。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总是不接那个茬，继续说正题。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的会上，彭冲提到《深圳青年报》登载了要求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薄一波大为光火，在发表了一通严厉的批评言论之后，见赵紫阳不表态，他就转脸对着紫阳说：”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对这样直接的、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要求，赵紫阳竟然还是一字不答，这种定力当场就让我十分敬佩。赵紫阳是这样接话的：”我还在想昨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的问题。后来，这句话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有问题，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民主政治”，这不仅是根本性的进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水之流，似水之溉：赵紫阳的眼光与关怀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开——这里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在毛泽东以前所居住的”丰泽园”的旁边。那个时候，丰泽园是开放给游人观览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游人，还有哨兵背后扯的一道绳把办公区和游览区象征性地隔开。到散会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到游人之中了。 那次一得知会议地点，我们就议论，看来紫阳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了。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胡耀邦被迫辞职，中国处于文革结束之后少见的政治低气压下，研究政治改革的这些人愈发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完新闻联播，有两位同事（我仍然记得是谁，不过这里不方便写出他们的名字）约上我，一言不发，走出当时我们办公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的楼房、院子及大门，直到上了地安门西大街，我们才开口，一腔悲愤冲荡而出。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栋楼房乃至这个院子里有监听设施，所以要避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监控装置所拍下的鲍彤与同事谈话的镜头，指控鲍彤泄露机密，这就证实了那种怀疑是对的。早就听说，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电话，是全部被监听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电话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帮助找人——一个秘书到别的办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这个串门的秘书给找到。我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南海当过半年秘书，了解这个情况，虽然不明白其运作原理是什么。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会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我承认，在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研讨、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鲍彤之前，特别是在没有这样接近地聆听赵紫阳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国有这样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比如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但我总觉得他们更多地是新闻人、知识分子，而不是党政官员。作为一个平民子弟，我从小生长在贫困地区的社会底层，见到和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时想，这些东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为中共高官不仅不关心民众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然而，我的这种成见，在赵紫阳那里，是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我会说，赵紫阳对于中国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从沂蒙山到中南海、从中国到国外的个人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稳固地占据第一位。就像水流低处一样，赵紫阳的眼光总是能够看到中国的基层；也像水能灌溉一样，赵紫阳的关怀总是给予了普通民众。 就在这第七次会议上，我记得，赵紫阳集中论述了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肯定方励之所说的合肥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中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而那个时候方励之刚刚被开除中共党籍，针对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全社会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尚未结束。薄一波在那里强调”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而赵紫阳却在展望如何在不远的将来过渡到县长的直接选举。事实上，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赵紫阳已经多次讲了，而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把相应的改革措施贯彻到了当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选举之中。对于原有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赵紫阳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说到那种所谓”戴帽”选举，非常不以为然：”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那种做法”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也已经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学生抗议的例子，来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荒谬：”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还有一次，赵紫阳以福建龙岩地区当时发生的事情为例，着重批评了不尊重选举人意愿、把群众提名当选的市长在选举之后马上调走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强奸选举人意志”。 直言批评基层黑暗 在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部署上，赵紫阳在注重中央层次的民主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发展基层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许多事不公，人民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基层黑暗的事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赵紫阳认为：”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根本上，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十五年之后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赵紫阳对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号脉之准：很明显，这些问题，这些年不是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吗？有些不了解情况而又喜欢下结论的人，曾经指责赵紫阳是代表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所谓右派的东西的，似乎赵紫阳为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宁愿牺牲普通大众。他们其实是要赵紫阳为中共那种权贵化的市场改革的积弊负责。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事实上，就在中共高层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迅速壮大而心惊肉跳的氛围中，赵紫阳直指要恢复被毛泽东所批判的”工团主义”，要通过改革而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讨论基层党政分开的时候，当工作人员建议削弱党委的权力，并同时强化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权力时，赵紫阳马上敏锐地指出：那样厂长有可能取代党委书记而为所欲为，因此要发展工会而形成对于厂长的制约，要强调”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 我相信，类似基层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阶层，甚至在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认为这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面所引述的这样的话，在中共领导阶层，也只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很少几个人能讲得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中国无处不在的那种暗无天日、无理无法的人，你也许很难想象得出，当这样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听到了中国总理的这些话，他所感到的那种温暖与他所看到的那种光明。那个时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经至少四十多年，赵紫阳应该是生活在民众难以一窥的深宅大院，他怎么会这样深知下情呢？ 那个时候我就听说赵紫阳喜欢调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层是怎么对付上级领导来考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样的调查研究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这要到最近一两年之前，当我读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书时，看到赵作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年在农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调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农民的家里，我才找到了答案解开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朋友传来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一九七一年前后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亲身经历了当时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的赵紫阳多次下乡调查的实情。总共在内蒙古任职十个月的赵，在履职之后不久的几个月内，就走遍了整个自治区当时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说法，”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细节，包括记者巧遇秘书为冬天下乡的赵紫阳买皮帽子、赵紫阳到县里考察的时候晚上睡会议室等等，很感人。还有其他人的类似的第一手回忆，都帮助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更生动、真实地显示了赵紫阳实实在在地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似水之渊，如水之汪：赵紫阳的学养与胸襟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不解：赵紫阳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抵抗侵略者的戎马倥偬的生活，后来一直主政一方，直到总理全国国务，应该总是公务繁忙的，他的那些书本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要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才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对领先世界经济、科学、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开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时候，这种开放不过才有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当局还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赵紫阳的世界眼光、国际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赵的广博知识让我吃惊。我们都看过《战争风云》这部小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长卷，译成中文我记得是三卷本的篇幅，应该有八、九十万字的样子。有一次，说到西方国家办事有规矩，但是规矩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出现一些滥权的问题，赵紫阳就说到这部书，说书中有个女儿也是走了老爸的后门进了电台。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可是赵紫阳记得，他顺手就引来了。讨论精简机构问题的时候，赵紫阳用古语”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来概括情况，而且他还对古语作出新的解释，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之后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 当然，不光这类书本上的东西是知识。赵紫阳也善于从经历中学习，更汲汲于向世界学习。前一方面的例子，赵紫阳谈到选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选举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比较熟悉，至少要提供机会让选举者多方面了解候选人。他说自己当年调到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个所谓”选举”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刚才引过的石圭平的文章，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文章说，赵紫阳当时正在湖南的工厂里作为”走资派”劳动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来让他第二天赶到内蒙古任职并出席党代会。结果，赵紫阳连一身换洗衣服都没有，穿着从车间被叫出来时的劳动布工作服，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会主席台上。就这样，原定上午九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及时赶到，还推迟了十多分钟。石文没有说到选举的事情，因为，我想，谁都知道那种选举不认真。可是，显然，赵紫阳当时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这种选举的荒谬。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想过很多的问题，只是过去没有机会去探讨、去变革而已。 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我这样想着，感觉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渊博的知识了：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广泛，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那些知识和他所思考的问题有吻合，对他有启发，当然就很容易记住了。我还发现，赵紫阳对中共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这类情况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关联。比如说，前面提到，谈到工会问题，他会提出李立三、赖若愚当年被毛泽东批评的那些所谓”工团主义”的主张，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和借鉴这些主张。我当时就想：很可能当年在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赵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过几十年之后，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这样提出问题了。 至于向世界学习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进政改办的时候，听到胡启立和鲍彤给大家交代任务，专门提出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相关情况，我当时心里就想：好，看来这不是一帮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讨小组开会的时候，更是可以不断听到赵紫阳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关政治运作经验来讨论改革，比如引用美国国会开会的程序问题来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来探讨如何强化监督并推行廉政建设，等等。一九八六年、八七年间，正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段，也是东欧国家孕育历史性变革的前夜，赵紫阳对于那里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八七年春节刚过，赵紫阳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专题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听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体改委和政改办等七八个部门的相关汇报。平时，对于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先行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情况，赵紫阳也非常重视，经常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到。那些国家的改革，很多是他亲自去考察过的，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今天用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会说，赵紫阳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知识的重视，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和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说，但我们知道，这已经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在晚宴上见到了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旁边有人提起赵紫阳，邹教授马上热忱地赞扬赵的不同凡响的经济学造诣，盛称赵的知识、眼光、才智与能力。邹教授一九八零年代曾经和赵紫阳有过多次接触，我相信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判断。一个所谓”土包子”的共产党人，他的经济学水准得到来自当代第一经济大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赞赏和钦佩，撇开其中可能会有的政治隔阂不说，单从专业学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来看，赵紫阳的知识和学养，就不单纯是某种书本上的渊博和书斋里的修为；他那是一种格局，一种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探之内怀民生艰辛人类创造，瞻之但见天高地阔风云际会，学问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2012年7月，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0月号 周其仁：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1月 17, 2024 文章转自新世纪 2024.1.16 图为软禁中的赵紫阳与家人合影（2002年） 一年前（2005年），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担心杜老受到过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当时杜老夫妇已经打了电话，要去富强胡同６号吊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嘱咐说，写一点文字纪念紫阳吧。我默默无语，不敢接半句话。赵紫阳先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有历史性贡献的伟大人物，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介书生来写纪念文字呢？ 回想起来，实在是机缘巧合。我是１９７８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因为下乡已经１０年，对农村实际生活有了观察和体验，脑子里也存下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凡脱离实际、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兴趣。当时的大学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应该不少。其中气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在一个跨专业的读书小组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没有料到，小组的一位成员、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早就认识当时的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生，并把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转述给杜老听。更没有料到，杜润生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１９８１年夏，包括北大、北师大和人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介绍信和出差经费就是国家农委提供的。 滁县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内部简报上。赵紫阳看了简报，批语说这份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村发展组为例，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选出５００人来参加工作。因为赵紫阳的这个讲话，我们尚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农村小组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 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身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各种程序都过了，杜老精心修订文字，然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没有资格过目！ 正是那种重实际、少禁忌的氛围，才让我有机会见识到赵紫阳作为经济领导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８１年底起草第一个中央农村１号文件。当时的背景，正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非法转向合法、从落后边远地区向全国“蔓延”的关键时期。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７５号文件刚刚划定的界限——仅仅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究竟还要不要突破？怎样突破？ 那时，赵紫阳正在黑龙江考察，传回来一封信，认为实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建议不再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而是统一承认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传达了紫阳的意见，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新体制“长期不变”。当时，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农村工作的是主持过安徽农村改革的万里。“胡、赵、万”三位领导联手，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给农民自发创造、屡起屡背的包产到户，举行了一个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礼。 从那之后，多次听杜老转述赵紫阳关于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意见。每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也是请紫阳讲话或由他接见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另外，也出席过几次由赵紫阳召集的会议。说来不好意思，自己从来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虽然听得认真，但今天留在脑海里的只剩一个整体印象——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 如果有机会靠近赵紫阳，你对他的风格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觉。我的第一次机会是１９８４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到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把我送上专列，才知道这次是跟赵紫阳到山西大同调查。专列刚刚启动，警卫参谋就急忙通知到会议车厢开会——说这是赵紫阳多少年的习惯，火车一动就开会——我进去的时候，情形有点尴尬，因为总理和计委、煤炭部、铁道部的领导已经坐定，就是我这个农口来的后生迟到了。幸好赵并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继续讲他的话。 紫阳开始交代此次调查的意图。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山西大中型乡镇煤矿的生产潜力。为什么国务院总理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原来当时煤炭供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而增加煤炭供给的关键，是增加铁道运输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岛）铁路的双线项目，晋煤外运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产“以运定产”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但是，当时国家投资的盘子就那么大，如何筹措投资大秦铁路的资金？赵紫阳提出了一个他的构想，就是把国家对山西煤矿的投资省一部分下来，集中于铁路。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发生一个新的危险，就是铁路外运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产能力下降，结果顾东失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位国务院总理开始打乡镇煤矿的主意。当时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已经进入煤炭行业。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靠赢利预期的刺激，就可以动员非国家资本搞起来。根据报告，一部分乡镇煤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潜力可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赵紫阳要亲自去看一看。 赵一边讲他的考虑，一边与随行的部门首长交谈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铁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资，拥护这个构想没有问题。但是对煤炭部门，减了国家投资不算，还要对煤炭供应的后劲负责，顾虑当然不少。不过，当着总理的面，大家讲的都是顾全大局的话，“部门利益”深藏不漏，话里有话地在那里“过招”。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会不知道“部门所有制”这回事，但是从文本上看概念与真刀真枪“观战”，感受完全不同。我当时看紫阳对付这些事一点都不费力。他可不是靠总理权威，而是凭对情况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刚刚提一个头，他就讲出很多例证，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来。 难免也有“卡”住的地方。这时候，赵很懂得转一个话题，轻松一下气氛。比如他会看着车窗外说，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回来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个细节问题，让行家有一个说行话的机会。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会问“小周，你怎样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脚的农村调查工作，对乡镇企业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专门而又重大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碰过，怎么答得上来？ 总理看我说不出话，就像老师看见一个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宽容地补了一句：没有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那你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经他这么一提点，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到总理专列上来。原来个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会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记得会议分了六个组，分别讨论宏观稳定、价格改革、国企转型、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等专题。那是一个北大同学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大有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连几天吵呀吵的，终于形成几份改革建言。 没有人知道，赵紫阳会派他的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会派他的秘书孔丹，双双到莫干山听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各小组代表到大会发言，汇报形成的思路，交叉提问，互相吸收意见。然后，会议通知几位发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因为农村经济组的发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们一行下了山。 轮到我汇报，主题是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才开始酝酿全面改革的城市发生矛盾。其中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对粮食问题，我们那个农村研究组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后来跟进的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得到杜润生的肯定，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基本想法，是政府对城市粮食供应的行政责任，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下来。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这部分的总量逐年减少，余下的部分就开放市场，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并提高农民收入。我们还建议政府在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中央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实到省区，实行省长负责制。考虑各地情况的差异，建议给地方变通处理的权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允许农民交货币税，就是说，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的农民可以交钱到产粮地区购粮交任务，以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刚刚讲了一个大概，张劲夫就站了起来，一边在会议室里转圈走步，一边不断地提问题（孔丹事后告诉我们，劲夫的特点就是听到令他兴奋的意见，一定站起来边渡步、边发问）。我们当然听说过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中财秘书长的思维慎密过人，但没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气提出二、三十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是，张劲夫发问时不怎么看你，等到问题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里双目逼视，等你回答。 没有谁可以救你的。好在我们自己对这个粮食问题吵过多日，算是下过一点功夫；也曾经向杜润生、田纪云等作过汇报，受过问讯和咭难。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回应：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重要，是否先让省长们去对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划定，然后跟着看，肯定高明的，批评愚蠢的，也帮一把那些不能对付的，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这回张劲夫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连说两遍，“好，把这条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农村组的汇报算是过了关。从张劲夫那里告别时，记得李湘鲁在门口问过一句什么时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荐我把粮食问题的意见直接向紫阳报告？ 听到总理问粮食体制，我总算可以讲出话来了。不过还是有点紧张：他的秘书长就那样厉害，现在他亲自问，岂不是还要更加厉害？好在赵紫阳听得轻松，我只汇报了几句他就明白了大意，然后边听边插问。他的问题比较好应付，因为真的不是问我，而是问他自己——你只要不做声，他一定自问以后就自答。过一会，换一个角度又问，把刚才的结论修订那么一下。这样的汇报很过瘾，因为你似乎可以“看见”赵紫阳怎样形成他的思路。 我很快发现，赵紫阳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是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了——能下手做的事情，他才有兴趣；正因为真的准备要做，所以非仔细推敲不可！这与后来我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才不会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ｓｑｕｅｅｚｅ）出来。 那天专列上赵紫阳问的最多的，是怎样分步、分级限定政府的供粮责任。这无疑是从统购统销体制里走出来的关键。至于政府责任范围以外的粮食供销，我们不过原则建议“靠市场机制调节”，但怎样一个“靠”法，究竟是不是靠的住，以及万一靠不住怎么办，就付之阙如了。赵紫阳可不放过这一点。对他来说，老体制不是靠推理推掉的，新体制也不是推理推出来的。新旧之间，必须切实找到过河的船或者桥。记得他不断问，什么是你们讲的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是粮食销区，另外一些是产区，产销之间怎样连接？出现了缺口怎么办？难道粮店可以挂块牌子说“今日无米”？ 眼看总理自己把问题提到了几乎无解的高度，我心里想这件事情大概搞不成了。是的，粮食统购统销几十年，哪里有一个可以把一亿多农户与几亿城市工业人口连接起来的现成的“粮食市场”？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先是满足农民自食（过去是农民自己吃不饱还要完成上缴任务），然后主要靠国家“加价增购”消化，真正的粮食市场时开时闭，规模相当有限。我们主张逐步缩小政府供粮的比例，正是为了放出一个粮食市场来。你还没有放，从哪里想象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粮食市场来呢？ 赵紫阳自己出难题自己解。问来问去，他看在场没有一个人接他粮食问题的话茬，就讲了一句：看来，还要搞合同制。他的意思是，国家在逐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可以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而粮食的销区与产区之间，也可以签订粮食购销合同。这就是说，依托合同制来发育全国粮食市场！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因为“合同”不是强制的上缴任务，买卖双方可以议价、定量；同时，合同又要事先定，不是完全的事后调节。其实，市场经济的骨架就是合同，就是靠合同才得以完成惊人庞大的商品供求。这些认识今天没有问题，可那是１９８４年！是年年底，赵紫阳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专列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工作人员告之，到了大同以后，地方上很多领导要来，赵总理就不可能再与北京来的同志多谈，你就跟着看，有意见回程火车上汇报。警卫还给每人发了一枚小徽章，宣布考察期间佩带这枚徽章， “总理看到哪里，你们就可以跟到哪里”。接下来的几天（似乎是三天），赵紫阳在大同市的五个县看乡镇煤矿，果然再没有与我这个“跟班”的谈话。印象是，这位总理精力过人，从早餐开始，就不断地提问题，讲想法；出门上了中巴，也是一路看、听、问；到了考察地点，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集中。还有一点，赵紫阳深入实际非常自然，到了当年那些乡镇煤矿，一定坚持下井看，也是一边走，一边谈；到达井底，就与第一线采矿工人交谈几句。他可不是做一个“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几天时间里听赵紫阳讲了那么多话，全部谈经济，没有一句官腔党八股。 回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白天走。离开大同的时候夜色很晚了，路上也没有再开会。他的秘书白美清先生说，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记得我回来向杜老报告赵总理关于搞粮食合同制的想法后，还真把这次“跟班”出差时的想法写了一份。赵紫阳看完，批给了山西省长做参考。１９９６年我回国后有一次到山西，一位省领导说，我们知道你，那年赵紫阳批来一个件，就是你写给他的信。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作为一个学经济的，难得有此机遇亲见一位真正的经济高手，能够把现象、问题、构想、检验等做浑然一体的处理，有一种经脉被打通的感觉。回想起来，情形很像一个受了教的学生，想法再幼稚，也要拿出来向老师表演一下。 大同之行回来以后，再一次面见赵紫阳是１９８５年的８－９月间。地点是中南海赵紫阳办公的地方，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那天集中谈粮食问题，受召见的是三个年轻人，罗小朋、刁新申（这两位９０年代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从拉坦教授，成为农业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顶级专家）和我。背景是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制后，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粮食产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与销区签定粮食合同。销区供粮没有合同保障，迫不得已重新给本地农民下命令多缴粮食。销区一般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搞粮食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不肯就范。这样粮食全局就摆不平。紫阳过问之前，杜老派我们到浙江等地做了调查，也做了分析，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出问题，但是因为８４年增发票子很猛，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产区粮农惜售。为此我们建议大幅度提高利率，认为只要通胀预期下来了，农民还是愿意卖粮的。短期内，减少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库存，应该可以对付局面。紫阳听得仔细，重点推敲两点：（１）通胀预期与农民惜售的关系；（２）征购任务究竟守多少（记得我们算的帐是１０００亿斤）。其实我们知道，粮食从来是国民经济的“高压线”，经济问题与政治责任顶多只有一步之遥。当时因为粮食合同制的困难，紫阳作为第一线经济主管已经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那天的赵紫阳，还是从容自在，集中于问题本身的经济性质和机理，半句经济以外的话题也没有讲。 第三次直接接触紫阳，是１９８６年春季。也是突然通知跟他去河南考察。这次的题目是横向经济联系，重点是看那些越出行政框架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联系形式。那次随行的还有田纪云副总理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国家体改委还有两位年轻人“跟班”。赵紫阳还是那个风格，思维集中于分权改革后究竟怎样组织国民经济。他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突破行政架构发展市场联系。但是他绝不满足抽象的“市场”。他要寻找具体的“图像”，这就是分下去的权究竟如何通过跨县、跨市、跨省的“横向联合”把经济活动按照非中央计划模式再组织起来。记得那次考察也看了一些村庄，但主要还是看城市和企业。 这个题目，联系到一段公案。８０年代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走的是分权改革的路线。后来有一个批评，意思是赵热中于行政性分权而不是经济性分权。我认为这个批评的道理不充分，也不够公道。从道理上讲，传统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作为消灭私产后的一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特征就是以行政权约束竞争，或者可以说就是以行政权替代产权。在此体制下，行政权和经济权一体化，想分也分不开来。分权改革是邓小平的发明，而在当时条件下，分下去的权当然既是行政权也是经济权。只有把高度集中的权力分下去，启动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包括以行政权从事经济竞争），行政与经济权利才有机会进一步分解开来。因为经验和逻辑都表明，正是那些重新划定产权、相应分开政企（经）的地方，经济表现要更胜一筹。先分权力集中、再分政企，是中国摸索出来的一条改革之路。 赵紫阳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的人。他贯彻分权方针很坚决，是要抓住那个差不多惟一可以在一个大国把计划经济改出来的机会。行政权和经济权混在一起放下去，当然不会没有行为的扭曲，当然不会没有代价。赵紫阳并没有闭眼不看分权改革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分权改革的后续路径。记得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的构想（并在上海、山西安排系统的调查准备试验），后来又开启市管县、计划单列城市等体制试验，连同提出横向经济联合并亲自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意图，就是在分权改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河南调查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记不得途中在哪个县市，听到河南省里的几位领导一起劝紫阳回家乡看看，但赵就是不答应。我开始以为是他怕惊动地方，但也注意到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赵紫阳失去了他贯有的谈笑风生。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赵从来不回家乡，原因是他父亲似乎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抗战时还支持过共产党，不幸后来在当地的土改运动中，被乱斗一气后去世了。我当然无从核实领导人的家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段传说大大增加了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对赵紫阳务实倾向的理解。早就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分工，一部分人管“方向”，另外一部分人管“产量”；一部分人批批批、斗斗斗，还有一部分人就不能不管国计民生。也许天性使然吧——因为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我就喜欢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真正的机缘巧合，使我在８０年代中有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的机会。当然不可能因此就对这位一定要被写进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有比其他老百姓多很多的认识。赵紫阳留在我心目中的，永远是一个印象。衷心直说，这个印象里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大牌教授，心目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这样一件事情密切相关。 （写于2006年1月17日，改定于2006年1月24日） 转载于20220119